艺术在本质上是反历史的，其绝对的主体性决定了它无法通向“历史之客观性”这一“高贵的梦想”(That Noble Dream)。然而，历史却并不反艺术，因为即使艺术的不可靠性已决定了它作为证据是很难成立的，也至少为其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正因如此，李公明断言，当代艺术不仅只是记忆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抵抗遗忘的方式。我想，这应该是他和胡斌策划“公众历史频道——当代历史创作展”的基本定位，也是他们选择艺术家及作品的基本准绳。不消说，这已潜在地赋予了当代艺术某种历史担当。不过，这更像是作为艺术创作之他者的策展人的“后见之明”，甚或说，这就是他们的担当。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正诉求的显然是历史，而非艺术。

正如历史学家E.H.卡尔所说的，“历史是不断流动的，是不断地被重构的。历史总是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它不仅指涉过去，更指向现在和未来。”或许，正是历史赋予自身的这种本然性，决定了我们反而无法自觉，甚至麻木于历史。于是，遗忘便成了一种常态，记忆也沦为一种奢侈的行为。卡尔还说，“每一个群体都有扎根于历史的自我价值。”这个自我价值，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今天，更属于明天。正是为了直面现实与未来，我们更需要翻检过去，敞开遮蔽，澄清真相。真相总是那么富有力量!在真相的面前，历史学家也好，艺术家也罢，总显得那么孱弱和卑微。

一、作为记忆的当代艺术如何抵抗遗忘?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选择了文化作为以记忆抵抗遗忘的方式。李公明提出，“艺术同样可以作为以记忆抵抗遗忘的方式，同样应该面对那些‘必须解救出来的历史’——在这里是一笔一笔地图绘，在这里正是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中的‘密纳发的猫头鹰’应该起飞的时刻。”问题在于，哪些历史才是“必须解救出来的历史”?作为记忆的当代艺术如何抵抗对于这些历史的遗忘?

历史有集体的历史，也有私人的历史。尽管二者之间不乏紧张，但更多的时候，二者是缠绕在一起的。所以，一段历史或许既是个体的，也是公共的。与其说这是抵抗对于集体的遗忘，毋宁说是抵抗对于个体的遗忘。李公明先生折中地将其界定为“公众历史频道”，在这里，历史既是边缘的、个体的，也是中心的、集体的。李鸿章、梁启超、鲁迅、张爱玲、毛泽东、蒋介石、遇罗克等这些不仅单指其个体自身，更关涉“公车上书”、“国共谈判”、土改、“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固然可以对以往很多既有的“约定俗成”的这些历史重大事件提出质疑，我们也固然可以去修正并重写它们，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之为历史就在于其总是具有客观性这一价值底色。因此，很多重大事件我们无法修正，我们也无法回避。也许正因如此，这反而被很多人所遗忘。有一天，当我们津津乐道于1968年5月法国巴黎街头面包的时候，却不知道那里在发生暴动;有一天，当我们纠缠在知青之间说不清的乡下暧昧时，却遗忘了这背后的历史政治背景……因而，看上去这更像是回到个体，但实际上则意在回到历史，回到扎根于历史的个体及扎根于现实的自我。

思考历史是为了反思自我，检省现实。以当代艺术的方式叙述历史，不仅是为了重构历史，也是为了重构现实。当然，作为一种抵抗方式，在此当代艺术本身已然发生了变异。这里赋予艺术的更多是主体间性及公共政治意旨，而非特立独行的个体性及其主体价值。这意味着，这样的抵抗必然摇摆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摇摆在个体与集体之间，因此这既是抵抗遗忘，也是抵抗现实，既是抵抗集体，也是抵抗个体。对于艺术本身而言，这或许是一种对于历史的“妥协”，但对于当代艺术而言，这样的“妥协”及其暗含的反思与批判本身就是其本体性之一。

(一)以过去反思今天：回到过去

历史是一种选择。选择是因为忘却，忘却是因为过去的发生今天依然在发生，在延续。事实上，我们从来就没有走出过历史，历史没有终结，我们依然活在这段历史过程当中。可是，对此我们并不自觉。故此，今日之保守派所谓的“回到过去”的意义就在于如何以过去反思今天：“今天我们在哪里?”“今天我们为什么会遗忘?”

徐唯辛的《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揭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图像。这些图像曾经都是历史的禁忌，甚至有的今天依然是禁忌。尽管1966～1976这段历史在国内还在尘封当中，但国家意识形态对历史的宰制归根还是无法抵抗活生生的经历。正如作者所言的，“遗忘绝不等于从未发生。”《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重新唤起这些被遗忘的生命的记忆，也绝不仅仅在于重塑这些生命的英雄形象，徐唯辛真正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会遗忘?对他来说，反思今天，最有力量的方式就是回到过去，以过去的教训痛责今天。徐唯辛并没有简单地再现历史，他以巨幅肖像来反衬我们这些遗忘者的卑微，并“大声地”告诉我们：这样的发生并没有过去，历史还在进行当中!

通常所谓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总是囿于纪念建党、建国及改革开放等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而罗奇将目光投得更远，他选择了“公车上书”。这在这里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历史意识。历史学家的眼中，近代是一个“过渡时代”。可是，一百年过去，反思“公车上书”，方意识到我们并没有进步多少，甚至还不如这一代知识人。所以，历史学家断言，今天我们依然处于这一“过渡时代”。罗奇眼中的梁启超、谭嗣同，既是过去之本然，也是今日之应然。在这一点上，罗奇与徐唯辛不乏暗合之处，尽管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但这种选择都是基于对现实的清醒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