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去意识形态化：艺术的历史，还是政治的历史?

尽管“公众历史频道——当代历史创作展”无法回避“共和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等现实背景，但是作为策展人的李公明、胡斌并没有仅只局限于此，而是将视角投得更远：30年，60年，乃至一百年。本来，中国现代美术的源起就在一百年前，而启蒙政治的起兴也在一个世纪以前，或许更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表面上看似这样的出发点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抵抗意识形态的自觉，但背后事实上是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选择。

从其选择的艺术家及作品便可以看出，无疑都根植于政治。与其说这是艺术的历史，毋宁说是政治的历史。遇罗克与“文革”，鲁迅、张爱玲与阶级斗争，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兵的上访，康、梁“公车上书”，“工业学大庆”，《人民日报》……实际上，对于这些历史题材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自觉或意识形态的自觉。或者说，艺术家对于历史本身的态度其实是一致的。我想，他们还是坚信：选择历史本身就是为了抵抗遗忘——尽管现实不仅只是为了抵抗遗忘。然而，在不同的历史面前，或者说在不同的选择面前，艺术家选择了不同的历史态度和不同的表现方式。或者说，选择历史是为了抵抗遗忘，但是表现历史——包括反讽、戏谑历史——有时候却恰恰是为了抵抗记忆。或许，策展的目的正在于此，即尽可能地呈现不同历史态度的声音。而这本身也是一种政治。

不消说，这样一种政治不仅源自艺术家的意识形态自觉，更是基于策展人自身的历史判断与现实选择。而这样一种判断与选择，并非是一种简单地“还原”历史面目，或揭示某一可能的历史“真相”。事实上，他们看重的也正是作为个体的当代艺术家所具有的不同的历史态度、政治立场及意识形态观念，他们力图呈现的也正是一个多元的、自由的政治表达权利的空间和意识形态观念的场域，而这本身便是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表征。所以，尽管表面上这是一种被限定了的历史表达场域，但实则反而具有更多开放的可能。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需要笔者指出的是，李公明看重的不仅是政治立场的持守，亦是艺术自主性场域的重建。诚如他所说的，“我们把展览题名为‘公众历史频道’的含义是指历史题材创作的多元化、自由思考和民间立场，是为了强调尊重公众(艺术家是公众的一部分)对历史的认知和表述的充分权利和创作激情，强调对这些思考和创作的自由传播的重视。在这些参展作品中，对于历史题材的创作观念、手法、风格等等的呈现充满了异质性，这正是我们试图探索的历史题材创作的当代性。”这意味着，对于艺术而言，政治、历史并不具有确定性，而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事实是，如果说历史——如毛泽东时代——是艺术集体地被政治化，被意识形态化，那么现实则是政治普遍地被艺术化(“人作为政治动物”已然成为当代思想界、艺术界关注的热点)，比如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等。这种政治自觉源于抵抗意识形态、反意识形态的自觉，正因如此，他们选择了回到历史，通过重构历史凸现这一自觉，比如徐唯辛、刘大鸿、张大力等。故而，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艺术视野中的历史，也可以认为这是政治视野中的历史。在这里，历史既是艺术，也是政治。艺术与政治之间张力的化解和边界的消失自然致使意识形态所指的削弱。因此，若单纯地看徐唯辛或刘大鸿或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或许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自觉和反应的结果，但是放在这样一个展览中，即便它是政治的，也已然是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这与其说是徐唯辛或刘大鸿的政治，还不如说是策展人李公明、胡斌的政治;与其说这是前者的历史，不如说是后者的历史。

窃以为，策展人真正所诉求的实是古今之争意义上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所在：如何以现实看历史?又如何以历史看现实?现实的真正积弊何在?历史的真正遗产又何在?这显然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立场，而是站在更高的历史视野中的政治向度予以反思，包括对当代艺术本身的语言检省。不仅如此，他们还进一步追问：以当代艺术的名义，政治及历史可否被任意叙述?若果不能，那么其表达的限度何在?

三、艺术VS历史：“激情”“责任”“德性”及“眼光”

诚如前面所言，艺术不同于历史。历史诉诸于人的最大幸福，而艺术无涉于人的最大幸福。这意味着，当代艺术之为艺术的一面正是在于去担当化。然而，除了艺术的一面，当代艺术还有着当代的一面。在李公明看来，当代艺术之为当代的一面恰恰在于其承载着某种历史与现实担当。也就是说，“当代艺术”这一界定本身便内涵着“艺术与历史之争”这一思想史上的古老命题。因此，我们固然认为艺术之为艺术的自主性场域及其“思想激情”是当代艺术的基本底线，但是，我们更希望在此前提下赋予当代艺术以某种“伦理责任”。特别是当政治与历史普遍地成为当代艺术表达对象和题材时，这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毕竟，政治与历史是不可以任意叙述的，应赋予其某种表达的限度。

表面看上去，李公明所谓的这一“伦理责任”正是当代艺术作为记忆抵抗遗忘的理由所在。但事实上，不仅只是“责任伦理”，还有“道德理性”。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我们以什么理由来抵抗遗忘”?徐贲基于对历史与政治的深彻考察，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人是以道德理性的理由来记忆，哪怕对那些与我们之有些浅淡关系的人们，我们也与他们因人性道德的记忆而联系在一起。藉由人类共同创伤的记忆，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能够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与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大责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正如英国历史学家Lan Kershaw所说，‘通往奥兹维辛的道路，为之开道的是仇恨，为之铺路的是冷漠。’对于人类共同的灾难，记忆研究最关心的不是我们愿意记忆什么，而是我们由于道德责任而应该记忆什么。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

可见，伦理不能等同于道德，道德关乎的是我们对一般人或人类的责任，而伦理关乎的是对与我们有特别关系者的责任，“道德关乎尊重与羞辱”，而“伦理关乎忠诚与背叛”。若要划分层次的话，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基于个体意志的“思想激情”、对应社会公共领域的“责任伦理”及人类、历史向度上的“道德理性”。按这一界分，“伦理责任”还处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之内，而只有“道德理性”才具有真正走出意识形态樊篱的可能。故此，“道德理性”才是这一展览的真正诉求所在。当然，这样一种诉求并非通过某一单个作品得以呈现，而是通过一种展览的方式——一个集体性构成——得以实现的。这也意味着，对于当代艺术家个体而言，“思想激情”及其自主性意识和精神固然重要，但这一“思想激情”并不能决定当代艺术一定走向政治，一定回到历史。无论是政治，还是历史，对于当代艺术创作而言，它本是后见之明，而非先在前提。否则，其便又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不管是拥护意识形态，还是抵抗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