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抽象
“中国抽象”这个概念并不是奥利瓦的创造。长久以来,中国学界人士在讨论与抽象相关的问题时大多都采用这样的称呼。所以说,与其将绝大多数中国学界人士口中、笔下的“中国抽象”一词视为学术概念,还不如将其视为一个很平常的称呼,就像一个人的姓名一样。然而,并不是每个专业人士口中、笔下的“中国抽象”一词都仅为称呼,这里奥利瓦所使用的“中国抽象”便是一例,其是学术逻辑的产物。即是说,我们只有将“中国抽象”这一概念放置进奥利瓦关于抽象艺术的学术框架内方能识得其真义。
1、“中国抽象”:两条思路的交点
奥利瓦所言“中国抽象”仅仅是一个地域界定呢还是一个具有严格内涵、边界的学术概念呢?他在频繁使用“中国抽象”这一指称时也用到了另外一种称呼——“中国艺术家的抽象绘画”。事实上,“中国抽象”这一概念本身就包括两种可读性:一种是以中国艺术家、艺术的中国身份为根本指向,另一种是以中国抽象艺术家的作品的形式特点和精神诉求为言说基点。奥利瓦既然使用了“中国抽象”这一概念,那他肯定认为存在所谓的“中国抽象艺术”,然而真正的难度在于回答“‘到底是什么’使‘中国抽象’成立”这一问题。
奥利瓦认为,中国画家们总是在观念过程和观念的载体两个方向上创作。8在我看来,中国画家们从来不会将观念过程和观念的载体全然分离开来并单单对一方进行极端性的试验,在这一点上奥利瓦“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找到了观念过程和形式结果之间的平衡’ 9的结论”是能经得住推敲的。在奥利瓦看来,“强调对物质的非物质化的美国极少主义和观念艺术在构思观念和制作上”10都使观念过程的价值发挥到了极点。何谓观念过程?观念过程是“安排好一个开始的形式,然后一步步通过避免重复的许多格式变调的瞬间使起点的形式增值”11的过程。美国极少主义和观念艺术之前是抽象艺术(抽象主义),如顺此逻辑,那么欧美艺术史似乎已走到了尽头。而奥利瓦所看重的“中国抽象”的真正吸引力在于其使观念过程和形式消除敌对。很显然,不管是欧美抽象艺术(抽象主义)还是后来的观念艺术,其都是观念过程和形式二者敌对、抗争的结果、产物。然而对于“中国抽象”而言,观念过程与形式总是互为因果而非相互敌对、抗争的,正如奥利瓦所言,“中国画家们持续地从观念过程的二维性走向形式的三维性,从想法的黑与白走向金字塔或墙面上完成的作品的多彩的发音”,“这表明思想孕育出创造的过程:它并非纯展示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富有繁殖力的硕果累累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形式并未在观念中耗尽,因为在观念和制作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冷酷的投机”12。这能看出奥利瓦“中国抽象逻辑”的第一条思路:从美国极少主义到观念艺术再到中国抽象。
与此相应,奥利瓦的“中国抽象逻辑”还有第二条思路:从美国波普艺术到中国新波普再到中国抽象,这条思路也同样落脚于“中国抽象”。奥利瓦认为,现代生产基于标准化、客观化和中立化等的原则,“美国波普艺术和中国新波普一方面图像性地证实了这些原则,同时代表了来自大都市特有的都市文化的消费主义和哲学物质主义”,然而“中国抽象”并未建立在这一系列原则之上,其“建立在对差异的极度主观性深刻思想上”。13我们不妨视其为“价值理性”、“人文关怀”对“工具理性”、“机械方法”地再度救赎。奥利瓦认为“中国抽象”不同于美国波普艺术和中国新波普,其“可以生产差异”。“方法是通过形式的创造以不同方式运用标准化、客观化、中立化,让它们变得丰饶多产,以渗透进这个被技术至上主义邪恶窒息的,抽空了主观性和精神性的大众社会的幻觉之中”14,也就是说“中国抽象”不视标准化、客观化、中立化等原则为根本目的,而是将其作为“生产差异”的基点。在奥利瓦看来,“美国波普艺术推动了中国具象绘画去表现城市现实。但是,这一表现运用的是空间的静态视野”15,“中国抽象”则是诉诸于“空间的动态视野”。
看清奥利瓦“中国抽象逻辑”的这两条思路,人们才能理解这样的观点:“中国抽象是反修辞的。它意图还给人一个内在的和精神的状态。为此再次抛开美国波普艺术和中国新波普用了表现城市现实的文艺复兴的透视法。这里的视野是反透视的,中国抽象从多个视点观察世界,它永远是一种创造动力的的运动中的目光”,“这意味着不去制造一场对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形式的战争,而是创造一个分析和综合的语言领域。分析产生于对这些形式的家族的扩展和在我们目光下展开的总体的微妙力量综合的确证的可能性。不规则几何的扩展也造成了作品的独创的制作,这种制作开辟了自己在社会的统一一致面前完全自足存在的可能性。这样艺术便重启了它古老的操作实践的条规”16。
2、“非对称理性的原则”:奥利瓦的新开发
“非对称理性的原则”是奥利瓦的新开发,他认为“非对称理性的原则支撑着中国画家们的作品”17。何谓非对称理性?我认为,我们也可以称非对称理性为“不规则理性”,这种理性(或说理性的另一维度——理性也具有非对称性)以表达“不规则性”为目的,在性情、气质上更接近“价值理性”,其与“模式理性”、“规则理性”、“工具理性”等相对抗。这里奥利瓦很显然与很多中国理论家、批评家的思路不同,多数中国理论家、批评家将所谓的“意”、“意象”、“意境”等全然视为对抗、超越理性的东西,用“非理性”、“禅”、“佛”等冠名。在我看来,奥利瓦的明智之处正在这里,他将“中国抽象”先天带有的若干中国传统文化属性开发、改造为新的理性,而中国理论家、批评家在试图确立自己文化的主体性时的最大失误在于放弃理性,然而放弃理性也就等于放弃了人性——从很大意义上说“理性”是“人性”的唯一证明,理性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人是理性动物”。简言之,即便今天的中国人试图重新寻找、重建自己当下文化、艺术与传统文化、艺术的血脉,其也应将一切的一切纳入理性范畴考察。
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包含了观念过程认同和吸纳了的不对称性的可能”,“这种不对称性生产了一种动力而非静态”,“不对称性也意味着合作和集体接触的原则”。18在奥利瓦看来,人类的主观性和精神性被技术至上主义所窒息、抽空,但是“这一抽空现象在中国画家作品里并没有被看做像晚期人道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思想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损失。相反带来了一种关于人的人类学。这种人类学基于模式理性的新陈代谢。它不是对称的重复,而是不对称性的增殖,是反不可辨认的混沌的智慧的命运之新规则的运用。智慧的命运意思是人的接受非连续性而不陷入无能的理性的绝望之中的能力。这一接受诞生于抛弃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傲慢,吸纳东方世界耐心的分析性”19。
在奥利瓦看来,“中国抽象”指出了一条不同于欧美艺术的沉思之路,他认为“中国抽象绘画通过突破画框和侵犯生活经历的建筑的抽象语言在国际全景中当然地占有一个独创的位置。这一绘画具有凹面的空间节奏。这种弯曲包括了观众的目光和感受的完整性。因为这里艺术要的不是沉思的面对,而是生活在无任何距离的美学转变中的身体之运动”20。回归总体便是“中国抽象”所要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正如奥利瓦所说的,“色彩的力量从不是侵略性和竞争性的,而是回归一种对总体的怀念”21他认为,“中国抽象”“打破了西方透视的单点观察的视野”而“开辟了多重与永恒运动的观点”。在奥利瓦看来,中国艺术家的作品的形式总是基于一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面向无限。在我看来,中国艺术家在创作时无论是致力于开辟多重与运动还是致力于获取一种面向无限的复杂性,“非对称理性的原则”在这种“开辟”或“获取”过程中都是起支撑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