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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被埋没的历史--北京地下文艺溯源
作者:今日艺术网    来源:杨卫    日期:2010-06-18

据一些过来人回忆,北京地下先锋文学艺术社团,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X诗社” [1] 。他们是以郭世英、张鹤慈和牟敦白等人构成的一个小团体,而这个小团体的灵魂人物就是郭沫若的六公子郭世英(1942--1968)。长期以来,对于“X诗社”当年的活动状况,外界公布很少,目前只能依据其成员牟敦白的一些零星回忆。据牟敦白回忆,郭世英是个很深沉的人,“有一种俄国文学作品中常描绘的冷漠贵族的神态。”[2]但是,虽然郭世英门第高贵、家世显赫,却对年少的牟敦白非常真诚,也非常热情,以至于牟敦白将他看成是自己“最早的启蒙者之一”。那么,郭世英又是怎样启蒙于牟敦白的呢?牟敦白这样回忆道:

1962-1963年,郭世英住在北大,我住一〇一中,相距不远,骑车十分钟可见面。但是他却喜欢写信,因之我们之间有若干书信往来。他问我除了他父亲的著作,我还喜欢哪些作家。我复函中说,我看海明威、格拉罕·格林、高尔基的书,前两位作家,我完全无师自通地热爱,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是世界文坛举足轻重的巨人。郭世英显然也喜欢这两位作家,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向我推荐,并借给我几本书,其中有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缓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俄国作家安德莱耶夫的短篇小说,以及易卜生的《娜拉》。当时我们生活在一种自欺欺人的贫乏环境中,我看了俄国作家的书后,那些抑郁、沉闷和痛苦和作品深深震撼了我。[3]

牟敦白文中提到的这些书籍,大都是当年出版的专供高级领导与高级知识分子内部参考的“灰皮书”与“ 黄皮书”。作为郭沫若的公子,郭世英对这些内参自然是拥有先睹为快的特权。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们能够获得更大的知识面和更多的信息量,因而也更容易在比较中看到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郭世英组织所谓“X诗社”,与当时的社会主流唱对台戏,正在于他的思想已经提前觉悟。这就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收不回去。郭世英的意识出走之后,不仅对当时的文艺政策不满,甚至对自己的父亲也表示过怀疑。有一次,他指着自己父亲的背影不无讽刺地对牟敦白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4]

郭世英对自己的父亲郭沫若的怀疑与反叛,某种意义上恰恰是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根源上都是得益于西方文艺思想的启蒙。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里,以儒家伦理作为宗法制度的维系,固化为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框架,是不可能让郭世英萌生“审父”的意识,进而无情地审判起自己的父辈文化的。但是,在西方的文艺传统中,“弒父”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情结。像俄犹浦斯王“弒父娶母”的古老传说,作为一出命运悲剧的经典,早就埋伏在了西方文艺史的创作源头。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创作的《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王》也是出自于同一个根源。可以这么说,“弒父”作为一种历史的推动情结,不仅只是反映在西方的文艺作品里,而且作为一种悲剧意识的超越,也体现在了他们的时代观念与历史意识中。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促使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传统,不得已走上了西学东渐之路。从张之洞有所保留地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发展到陈独秀等人要彻底打倒传统,创办《青年》杂志,中国人在向西方的学习过程,也是由浅入深,由远至近,最终导致了拿西方价值来“重估自己的一切价值标准”(套用尼采语)。陈独秀早在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就曾经作《敬告青年》一文,从西方的进化论角度这样告诫国人:

窃从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及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与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5]

三年之后,他又在更名后的《新青年》杂志作《偶像破坏论》一文,大声疾呼:

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6]

这就是“打倒孔家店”的时代背景,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前奏。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思想前奏的索引,中国人开始取用西方的“弒父情结”,并将其转换为一种对传统的革命激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郭世英的父亲郭沫若,正是在那个时代浪潮中脱颖而出的。尽管他没有直接参与“五四”,也不曾加入陈独秀他们的《新青年》写作队伍,但他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文化偶像,还是因为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在那一时期组织过先锋文艺团体“创造社”,在铲除旧的文化神话中同样立下过汗马功劳。事实上,早在1920年,郭沫若就发表了他的白话新诗《凤凰涅槃》,诗中所洋溢出来的新生意向,无不渗透着西方文化中的那种“弒父情结”,即对父辈文化的超越与扬弃。且让我们在这里抄录其中的一小段: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会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化了吗?

从今后该我为空界的霸王!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看我花翎上的威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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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文艺,地下,先锋文学,X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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