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家们对郭沫若发表于1920年的这首白话新诗《凤凰涅槃》，早已经有公论，他们认为：

《凤凰涅槃》是一首庄严的时代颂歌，充满彻底反叛的精神和对光明新世界的热切向往……凤凰自焚，象征着对旧世界的彻底否定；凤凰更生，象征着新世界的诞生。[8]

革命者被革命，一如控诉者被控诉，都有一个内在的因果。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小将们举着造反有理的大旗揪斗老干部，又为偿不是对这些老干部当年闹革命的一种精神继承呢？！悲剧一再上演，不是人们丧失了理性，而是社会没有提供理性的存在位置。所以，郭世英在文化意识上的“审父”，远远敌不过暴民的杀戮，结果是控诉者再度被控诉，革命者再度被革命，酿成了震撼人心的历史悲剧。据说，郭世英最终还是死在红卫兵手里，时间是1968年4月26日清晨，地点是在他后来就读的北京农业大学。有人这样描述了他死时的惨状：

他被四肢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续三天三夜，受尽人身凌辱。然后，人反绑着从关押他的房间，一个三层楼上的窗口中，“飞”了出来……肝脑涂地，血染红了楼前的土地，死时年仅26岁。[9]

郭世英的死，成了解放以后地下文艺活动的第一桩血案。他作为这段历史中的最早殉道者，在生命遭遇和人生选择上，与第一御用文人的父亲郭沫若构成如此截然不同的对比，值得后人深思。郭沫若当初闻知儿子死讯时的心情，现在已经无处可考。据说，之后的郭沫若在案头一直摆着郭世英的一件遗物----一本日记本。也许在郭沫若的心中，六儿子郭世英的死，也曾带给过他灵魂深处的一些拷问吧。

与“X诗社”几乎同时出现在北京的地下文艺社团，还有一个名为“太阳纵队” [10]的文学艺术沙龙。其核心人物是著名艺术家张仃的哲嗣张郎郎（1943----），外围成员有：袁运生、丁绍光、张士彦、巫鸿、吴尔鹿、张久兴、张新华、张振州、杨孝敏、董沙贝、甘恢理、于植信、张润峰、周七月、张寥寥、王东白、陈乔乔、耿军、鄔枫、蒋定粤、张大伟、郭路生（食指）以及同时卷入“X诗社” 和“太阳纵队”的牟敦白等。从参与人员的名单上看，“太阳纵队”要比“X诗社”触及面更大，范围更广。比如袁运生、丁绍光、张士彦是画家，张郎郎和巫鸿是学者，郭路生和牟敦白为诗人和作家……而且据其组织者张郎郎回忆，他们沙龙的活动时间也较长，从1962年底一直持续到1966年。当然，“太阳纵队”也没有幸免于文化大革命，后来的命运还是跟“X诗社”一样。郭世英死后，“X诗社”的张鹤慈和牟敦白相继被捕，张郎郎也褴铛入狱，并被判处死刑，虽然因为周恩来写了“留下活口”四个字才得以保住性命，但还是因此坐了整整十年大牢[11]。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北京地下文艺社团，就是这样在惨烈和悲痛中宣告结束。

尽管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北京早期的这些地下文艺活动被迫终止，但他们植下的自由思想之种，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随同红卫兵的串连与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撒播到了中国的四面八方。这里有必要提到诗人食指，即曾经参与过“太阳纵队”交流活动的郭路生。因为正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未曾间断的独立创作，才保住了北京那些地下文艺沙龙燃烧起来的星火，并由此照亮过黑暗中许多困顿的人生。郭路生，1948年11月生于山东朝城（位于黄河北岸，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处），因为母亲是在行军途中生下的他，故而得名路生。“食指”是郭路生1978年之后发表作品时为自己取的笔名，我们这里还是采用他的笔名来述说，以便更多人对照他的作品去慢慢了解。虽然食指也同属于北京的“高干子弟”，但他却有着强烈而健康的平民思想，这可能是他的诗作“能够闪电般眩目地突破X诗社和太阳纵队的求索者们极其狭窄病态的青年贵族圈子，楔入时代，以‘文革’中特有的手抄本文学的形式广为流传” （廖亦武语）的原因。大概从1964年以后，食指就跟“X诗社”和“太阳纵队”的成员，比如牟敦平、张郎郎、郭世英、王东白、甘恢理、郭大勋、黄沙贝等人开始接触，但那时候思想交流多于生命体验，食指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创作观点。食指创作观点的形成，应该说完全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触动。正是这种源自生命主体对时代客体的感悟，使他后来真正越出了沙龙那个狭小圈子的局限，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天空。在谈到自己最初创作的《鱼儿三部曲》时，食指这样回忆道：

那是1967年末1968年初的冰封雪冻之际，有一回我去农大附中途经一片农田，旁边有一条沟不叫沟、河不像河的水流，两岸已冻了冰，只有中间一条瘦瘦的流水，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心灵。因当时红卫兵运动受挫，大家心情都十分不好，这一景象使我联想到见不到阳光的冰层之下，鱼儿（即我们）是怎样地生活。于是有了《鱼儿三部曲》的第一部。[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