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会和困惑

“中国当代艺术”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赞美和批评的声音伴随着拍卖市场上的槌声，它已成为这些年来中国艺术界最引人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领域。

“中国当代艺术”是在艺术市场中火爆亮相的。最近，它在艺术品拍卖中又呈现了降温趋势。有舆论因此判定，“中国当代”走向末路和破产。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卖了天价，而认为它就有价值;也不要因为它不值钱了，而否定它的价值。

我们要恰如其分地了解“中国当代艺术”，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对我国当代艺术形态、走势做出正确的判断。

一个造成误解的名称

“中国当代艺术”又是一个非常模糊而且复杂的概念。许多争论因为概念模糊甚至错位，结果争论得越多，造成的误会反而越大。

对待“中国当代艺术”的争论，不仅充满了这样的误会，而且缺乏学术的客观公正态度。正方舆论时常掺杂了既得利益者的鼓吹以及复杂的幕后团队的策划，搅得人心欲念涌动，虚火上升。当然，这中间也有些声音属于真诚的学术认可和支持。反方意见虽有较为客观的批评，但时常可见情绪化的宣泄。那些情绪也非常复杂，有的专业人士因为“当代艺术”的崛起，其主流地位被边缘化，有的投资人士恼恨没有赶上这波行情，有的权威人士愤怒没有经过他的“提携”，“当代艺术”就这样风光起来了……整个舆论氛围就像是关于股票行情的议论，多空双方因为各自利益和立场的不同，各执己见。

这样的局面也给文化政策的制定以及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造成了困惑。对“当代艺术”究竟应扶持还是遏制?扶持吧，怕正中下怀，被人利用，乱上添乱;遏制吧，怕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了，有碍文艺繁荣，也给唯恐天下不乱者提供了制造国际舆论的机会;那么，不支持，不反对，是否是良策呢?

要把“中国当代艺术”的事情讲清楚，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超越个人利益和情绪的客观态度。中国古代小说家讲故事的方式，往往比我们现在的某些艺术评论更具客观的学术精神。以《水浒传》为例：一群草莽英雄是小说的主角，但是作者在讲故事的时候没有情绪化地美化、净化或偏袒，而是以客观的态度描述了这些草莽英雄的个性、经历以及“逼上梁山”的复杂缘由和目的。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人物既有可歌可泣的壮烈之举，也有许多上不了台面的“劣迹”和“弱点”。

“当代艺术”之于中国美术界，堪称“草莽”，尽管“草莽”中有些人已经成为“贵族”。这一群体及其作品，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就已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艺术的真善美和功利的假恶丑交相掺杂，故不可简单地下定论。

广义和狭义

我们现在讨论的“中国当代艺术”，是应该加上双引号的，因为它不具有明确的学术定义。

所谓“中国当代艺术”，其实可以分为“狭义的中国当代艺术”和“广义的中国当代艺术”两个概念。

如果仅仅从名称的表面意思来看，“中国当代艺术”应该指的是产生于当下时代之中国，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社会特征，以美术史的角度考虑，具有新的审美拓展的艺术形态。这便是“广义的中国当代艺术”。“广义的中国当代艺术”，实质上这些年里是被忽视，或者是被视而不见的。从它的主要特征来看，更应该叫做“中国前卫艺术”。但我在此还是约定俗成称之为“当代艺术”。

上世纪90年代起主要在中国北京兴起、并在国际上被热炒的所谓“中国当代艺术”，确切地说，应该属于“狭义的中国当代艺术”。更确切地说，是被赋予了“当代艺术”之称的一股新兴艺术潮流。我这么说毫无褒贬之意。这是事实。

我们不妨去考察这些年来冠之以“当代艺术”之称的那些展览、拍卖，以及主要的艺术家，不难发现，走红的“中国当代艺术”其实并不“前卫”，很少有抽象、装置、影像、多媒体等试验性艺术作品，基本都是具象的油画，还有少量摄影。其作品的题材较多涉及社会和政治，表现手法较多玩世写实主义、政治波普和艳俗主义等西方早就流行过的艺术样式。以“当代艺术”的“F4”为例。张晓刚的“旧照片”系列，借用“文革”期间照相馆所拍的家庭照形式，表现了当时受到环境压力的人们的抑郁、忧伤和惶恐。方力钧笔下那些呵呵傻笑的光头们，则隐喻了大众的盲从性。王广义以“文革”大批判宣传画的样式，把“铁拳”砸向蜂拥而至的西方流行商业符号。岳敏君那些咧嘴大笑的形象，以小人物的立场调侃并自我调侃。

从事当代艺术探索的中国艺术家绝大多数非常寂寞，乏人问津。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就开始从事形式和材料前卫探索的一批艺术家，大多没有显赫的知名度和身价，有的人几乎被遗忘。被市场追捧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只是“狭义的中国当代艺术”。

“中国当代艺术”近年来的大红大紫，很大程度要归功于苏富比、佳士得这两家国际知名的艺术品拍卖公司的推动。至少在普通大众看来是这样。他们本来并不了解当代艺术是什么，也不关心，但是新闻报道接二连三地报道“当代艺术”的某某画家作品在纽约、伦敦、香港、北京被拍了多少百万乃至千万，人们的心便随之而跳动起来。

为什么“好运”选择了“狭义的中国当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