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庄家的“输赢”

“中国当代艺术”的某些西方“大庄家”，对购藏“中国当代艺术”的目的，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政治目的变到经济目的，或者说是兼具经济和政治目的。

中国政治非但没有像西方人希望的那样蹈苏联的覆辙，而且到了新世纪，经济实力有了更大的增强，以至西方世界不得不对这个新崛起的力量给予足够的重视。经济的腾飞，自然带动了中国的艺术市场。中国传统的国画和由传统国画衍生出的新水墨画，当时已经在市场上有了出色的表现，价格暴涨。根据艺术品市场的规律，一直沉闷的中国油画面临着“补涨”的机遇。这时，那些拥有大量“中国当代艺术”油画作品的西方基金、艺术品经纪人、藏家等，敏感地嗅到了这个时代的机遇。

他们中间一些人或机构于是把操控“中国当代艺术”的目的重点，从政治移到了经济，决定更实惠地利用“中国当代艺术”，狠狠地圈钱。

炒作“中国当代艺术”，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不断“增值”的中国概念是最坚实的保障。在这样的条件下，西方艺术品经纪人以其老练的的运作手法来玩“中国当代艺术”，可谓驾轻就熟。

对西方艺术品市场炒作的套路有所了解的人，想必面对“中国当代艺术”的风起云涌，不会感到意外。老外在炒“中国当代艺术”时，并没有玩出什么新花样，基本上就是：一、在拍卖行炒作行情;二、争取进入西方主流的艺术大展和艺博会;三、争取知名博物馆的收藏;四、引发激烈的争论;五、把上述一切“成果”尽快化成万众瞩目的新闻;六、获利出货。

仅以张晓刚为例。2000年初，我在巴黎的画廊看到张晓刚的画，价格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是8～l0万元。差不多同时的上海艺博会上，张晓刚作品首次亮相，开价也是8万元。当时他是“当代艺术”“四大天王”中价位最低的，但艺术修养和作品内涵都不错。当时他作品价格较低，或许是因为他作品的“政治表现力”过于“温和”，不够令人满意吧。但是到了2006年3月，在纽约苏富比“亚洲当代艺术”专场拍卖中，张晓刚1998年创作的《血缘：同志第120号》以98万美元成交。这是当时“中国当代艺术”的最高价格纪录。通过国内媒体的广泛传播，张晓刚的名字一下子让许多中国人记住了。

许多人看出这是炒作，并预言马上要崩盘。我说，炒作不错，但马上崩盘不会，而且他的价格马上还会上升，会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甚至更高。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这是炒作成本决定的。一件作品在国际著名的拍卖行上作行情，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你炒到1000万，至少花掉200万的成本，再加上宣传运作等费用，成本可能更高。炒作张晓刚者的经济实力非同一般。炒作不可能是一次性的，它必须不断地炒，一直炒到你不得不信，否则前面付出的代价就收不回来。像这种一来就把张晓刚炒到近900万的做法，庄家准备投入的资金一定可观，而且庄家一定掌控了绝大多数张晓刚的作品，否则市面上逢高大量抛盘，他怎么接?即使炒作成功，最大的获利者也不是他。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张晓刚的作品只是在两家国际大拍卖行出现，国内极个别的大拍卖行偶有一两件。由此可见是庄家控盘，否则怎么会没有大量兑现利润的抛盘呢?此后，其价格果然突破l000万，突破2000万，我都觉得“还没完”。但在2008年4月份达到4736万，这便“完”了——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炒作热潮即将骤然降温的一个明显征兆——庄家最后一次拔高以鼓励接盘者的信心，以利其抓紧机会再出一批货。

艺术评论家朱其说：“艺术资本主义正在从每个毛孔渗透进我们的血液。中国前卫艺术曾经的痛苦和勇敢的反叛，成为了达官贵人中外资本家的手中玩物。十几年前让青年一代热血沸腾的’85新潮作品，如今像木乃伊一样被安上了玻璃罩子，成为冷冰冰的圣物。前一场前卫艺术运动就此结束收场，而另一场运动正在疯狂地兴起，这场运动我只能把它叫做‘艺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实验’。”

在这场“中国当代艺术”的炒作潮流中，看起来西方“庄家”大大地获利了——既赢得了金钱的战争，可能也部分赢得了意识形态的争夺。靠着强大经济优势崛起的“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大大改变了中国美术界的力量对比，改变了年轻艺术家和更大范围的艺术院校学子们的艺术观念。中国官方的文化对策相对滞后，也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对策和行动。但是，好在中国的国力在不断增强，强大的国力使得中国人拥有了更多的安全感和宽容度，中国不再害怕这些“前卫”的艺术，甚至官方主办的双年展主动给前卫艺术提供平台。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官方对“当代艺术”的成功“招安”。提倡“多元化”和创新，已经成为中国艺术的主流观念。对于西方那些出于政治目的炒作“中国当代艺术”的“庄家”来说，事情已经“失控”，中国不仅没有被“当代艺术”搞乱，而且国际艺术品市场的炒作无异于给中国概念作广告，令世人对中国的艺术产生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