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s Holbein：《Noli Me Tangere》. 1524. Oil on wood. Royal Collection, Hampton Court, UK. More.

“不要碰我”，耶稣对玛利亚反弹说。霍尔拜因的《不要摸我》版本。背景中是约翰和彼得在发现坟墓空了以后赶紧的往回赶，以尽快的发布最新消息。

霍尔拜因可能是在法国绘制这个面板作品。动机不得而知，但图像仍然值得让人回味。如果是为了再现“基督的复活”。“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相信耶稣基督的再临”，艺术家是在宣传和表达路德教义吗？那么又如何解释“不要摸我”，这个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乐于表达的人文图景。况且，霍尔拜因让耶稣完全抛开了铁锹，看耶稣的手势，霍尔拜因版本的“不要摸我”是所有这个主题的绘画中最为形象化的。

因此，如果断定霍尔拜因与“人文精神”分道扬镳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历史”一词有两个含义：过去发生的事和讲述关于过去的事。后结构主义认为历史总是“叙述”的，历史从来不会以纯粹的形式，而总是以“表述”的形式出现。后结构主义之后，历史文本化了。

所谓“历史的文本化”，是因为历史事件是杂乱的、中性的、可能没有意义色彩。过去的事实也不一定是历史事件，或根本没有历史意义。“事实”未经筛选可能毫无意义。历史学家是用特殊的“情节结构”对历史事件进行编码，事件才有了生命。“历史学家使支离破碎和不完整的历史材料产生意思，需要借助“建构的想象力”。像小说和戏剧情节编织所做的那样，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另一些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形的变化、描写的选择，等等”以使其变成故事。因此， “历史片段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来编织故事，以提供关于事件的不同理解和赋予不同的意义”。

如果说近代西方的思想史，是人本景观逐步取代神本景观的历史。理性向人提出了离弃上帝，理性的结论是：“人有权利跨越这一界限，涉过血泊，按自主的意志做自己应该做的。”于是，难怪宗教大法官会对重生的耶稣说：“最后他们终于举起他们自由的旗帜来反对你，而这旗帜本是由你自己举起来的。”  人开始变得“像上帝”，人摆脱“上帝”而主宰自身，据说，这就是自由。因此在英语中，“自由”（liberty）与“解放”（liberation）两个词同根。其政治意义上的派生就是：“让处于依附地位的一切人得到平等的权利。”

然而当德国的农民把宗教改革演变成一场推翻现存奴役制度的政治革命时，宗教改革者路德成了世俗统治者的代言人。他先写了《劝基督徒勿从事叛 乱书》，又写了《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书》。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由劝抚、调解到力主镇压：“就象必须打死疯狗一样”。路德的宗教改革在于摆脱教皇的统治，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同时又蜕变成了世俗诸侯的工具。恩格斯说“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诸侯了”。

因此，需要重建什么样的历史，如克罗齐说的：“人类真正需要的是在想象中重建过去，从现在去重想过去，而不是使自己脱离现在，回到已死的过去”。这就是说一种当代立场必然体现在历史的叙述当中。由一些文化碎片构筑起来的有关文化精神的历史，必定带有主观色彩，因为纯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也因此，近代“社会历史学”的批评是将文学艺术作为整个社会历史的产物，回归到人文，经济和政治的宏阔视野，其重建的背景一定是社会的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