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Paul Rubens：《The Dance of Death》，

霍尔拜因的艺术与路德的宗教宣传存在一个明显的差异。霍尔拜因回避了其他路德宣传员的一个共同元素。他们强调的信息是进入地狱鱼肚后的罪人们，会遭受的耸人听闻的悲惨场面。对于霍尔拜因，人类最后的敌人是死亡，他总是徘徊于这样一个存在于许多场合的主题，从不涉及人类在死后的遭遇。就如他的那些关于死亡的精湛雕版，就如在他的那幅，被视为他最重要绘画作品的《墓中的死基督》，这也许就是他自认的宗教真理，也是剥去了一切教条后的终极表达。

Holbein：《The Ambassadors》，1533，Oil and tempera on oak panel，207×209 cm (81.5×82.28 in)

霍尔拜因（ Holbein）对死亡的关注还表现在一幅题为“大使”（The Ambassadors）的画中。这幅画的特别之处是它在所画的大使和他的朋友的正面像的前下方，又画了一片模糊的光影。行家认定这片光影是以另一个透视角度，按比例尺寸画上去的一个变形骷髅，它象征着死亡。这样，在一幅图画中存在着两个画面，因为你想看清楚其中的任何一个，你都必须放弃另一个。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推论，使艺术史家对于霍尔拜因的视觉表达深度感到惊讶。这种画面效果能抵制对于事实的确认，也能够对通常的“真实概念”提出质疑。霍尔拜因的“大使”作于1533年，即莫尔被处死的前两年。如果将这幅画与莫尔的《乌托邦》放在同一语言层面上，两者都包含有两个不同的世界，乌托邦既是英格兰的写照，又与英格兰迥然有别。全书的上下两部分就是要形成相互对立并相互取消的两个世界。莫尔一次又一次地扰乱人们对现实的感受，质疑和再现人的视域盲点。而霍尔拜因的视野则在于更为实际的另一世界--死亡。《大使》与《乌托 邦》的空间感应是通过文化来实现的。而“文化诗学”对历史的“还原”只是对个别文本的重组与解释。“历史”被简化成“文化”，“文化”又被简化为“文本”。这种双重意义上的简化，也真是体现了“文化诗学”的特征：任何阐释都只是可能阐释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