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文是一篇颇有条理的考证文字，表述也比较清楚。如题所标，认为陆先生所创新书体应称“竵扁体”而非“蜾（■）扁体”，经其考证致讹原因，结为三点：

1、■、竵字形接近，且均为左右结构，只是左边的偏旁不同，右边较复杂部分完全一样。2、竵字字义少，仅见徐铉所创竵扁体，余鲜见使用，不见构词。3、近现代对古代文选、书论的重新整理印行，将这两个字搞错，亦是主要原因。

应该说，衡文只是纠正了李庶民文中引用的由梁披云主编、香港书谱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联合出版的《中国书法大辞典》“歪扁篆”辞条所引明代徐树丕《识小录》的错误——即将徐铉错成徐季海，徐锴错成李楚金（笔者按：徐锴字楚金）——也即纠正了《中国书法大辞典》原封不动引用《识小录》的粗疏作风。而实际上，《识小录》不过全文迻录了明杨慎《升庵全集》卷六十三“蜾匾篆法”条的原文，未尝自措一字，衡文偶然未核，故对徐氏进行了盲目的批评，且将著名石刻《神禹碑》所在的衡山岣嵝峰之“岣嵝”二字，误当作“佝偻”理解，并说：（徐氏）“不但将‘蜾’和夏禹、伏羲相比喻，又将蜾书和佝偻、龙画傍分相并提，这显然是一种附会和无端的想象。‘蜾’这种昆虫怎么也不会有这样的内涵和气象，应该没有可比性，我们上面已经提到它的成虫也只有16毫米。”

为便读者对照，我先将杨慎原文录出：“崔融《禹碑赞》云：‘神圣夏禹，岣嵝纪德；龙画傍分，蜾书匾刻。’盖神禹变伏羲龙画而为蜾形也。其后唐徐季海、江南李楚金辈用之于小篆，号蜾匾法……”文中所谓的“龙画”，实指“龙书”，崔融因对偶为文，将它与“蜾书”并举，故改称“龙画”（“画”在这里作“笔画”解）。

伏羲创为龙书的传说固然不必相信，此碑之字是否为夏禹所书也遭到历代的怀疑，但“蜾书匾刻”一句的“蜾”字却既不是对夏禹、伏羲的比喻，也与二人的丰功伟绩本身毫无关系，因而“‘蜾’这种昆虫”是否“只有16毫米”以及有何内涵与气象实在不关紧要，倒是史料文献被我们这样无心的误读，不免要令读者觉得衡君有些望文生义。

关于《神禹碑》的书迹，唐以前的学者便已经加以关注，他们有的根据前人的闻见进行记载，有的则亲自登山访碑，进行实地考察。有趣的是，现存的这些记录都不约而同地将此碑的书迹与动物形态联系在了一起。其中尤其与本文相关的要数韩愈的《岣嵝山》诗：“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拏龙螭。”科斗即蝌蚪书，雅雨堂本《韩昌黎编年笺注诗集》引北朝王愔的《文字志》云：“科斗，古篆也，以其头粗尾细，类水虫之科斗焉。”薤即薤叶篆，相传为上古书体之一；拳者，曲也；倒披者，委伏也——此指碑上的文字虽类科斗、薤叶等上古书体，其形状却呈曲伏之式。鸾飘者，动而上扬也；凤泊者，静而下踞也——此指笔势之动静变化。“拏龙螭”，雅雨堂本注引杜甫《八分小篆歌》云：“蛟龙盘拏肉屈强。”意谓笔虽蹲伏盘曲却有倔强欲搏之势。我们猜想，韩愈之所以要称此碑形模奇特，大概正是由于这些石刻文字既古奥难识，又不像通常所见的古篆籀那样形体方长，而是具有扁篆特征的缘故吧。难怪杨慎所引的崔融《禹碑赞》会说“神圣夏禹，岣嵝纪德；龙画傍分，蜾书匾刻”，原来这都是唐人对他们当时的亲见亲闻所作的真实记录呢。

需要略加说明的是，崔融此文不当称作《禹碑赞》，而应称《启母庙碑赞》，它是崔融的名篇《嵩山启母庙碑》所附赞文的节录（见《唐文粹》卷五十二及《文苑英华》卷八百七十八，文字有异）。

四

衡文认为，徐铉“独创”了“竵扁”书体，而后世却鱼鲁混淆，将“竵”讹作“■”字，于是才有了今天这样的聚讼。的确，关于“竵”与“■”二字的音义，一自吴楚辨音，隶古分体，年祀浸远，攻习多门，偏旁由是差讹，传写以致漏落，检索过程，有时足使人眼花缭乱。但由于衡文在运用史料方面，尚欠分析，故其发论，遂显匆遽。考虑到《美术报》的影响力，笔者虽自觉浅陋，仍欲就相关问题，谨依管见所及，更述如次。

1、《梦溪笔谈》卷十七云：“江南徐铉善小篆，映日视之，画之中心，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至于曲折处亦当中，无有偏侧处，乃笔锋直下不倒侧，故锋常在画中，此用笔之法也。铉尝自谓：吾晚年始得竵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长，竵匾之法，非老笔不能也。”读者们一定已经注意到了，沈括转述的这句徐铉的话，用的是“得……之法”这样的措词，而非“创……之法”，其间的差别显而易见。这表明，“竵匾”（或■扁）之法古已有之，只是得来非易——一则可能因为这种书体的范本罕见，二则因为“非老笔不能”，所以徐铉直到“晚年”才自认为得此篆法。因此所谓的“独创”之说，不过是小小的误解罢了。至于衡文那些辞采飞扬的描述——“徐铉一定看到了这些（按，指作者所称的‘唐宋隶篆’）不足，而独创一种非篆非隶的全新的艺术形式。我们可以想见，徐铉的竵扁书体，结构扁方倚侧、线条粗细富于变化，行笔有提按，用笔老辣苍茫……”恐怕还是遐想的成分多，而缺乏严格的学术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