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衡文坚称：“徐铉所创的是‘竵扁体’而不是‘蜾（■）扁体’。”并认为，古今文献凡作“■扁”者，均系与“竵”字形近之讹。我想，以这种主观的意见来论断文献中的异文是不够严谨的，我在这里已不烦考辨，只想用同样的逻辑反问一下：何以见得古今文献之作“竵扁”者，不是因为与“■”字形近而致讹误的呢？

衡文又称：“胡道静校注《新校梦溪笔谈》：‘徐铉自谓：吾晚年始得竵（古火切）扁之法。’这里‘竵’字倒是写对了，但音标错了。”

今按胡道静先生为已故著名音韵训诂专家，研究《梦溪笔谈》的权威学者，对于此段文字，胡先生实持之有故，并非犯了错读的常识错误；而衡文则率然命笔，有失允惬。我在这里请作者检核一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重印本《梦溪笔谈校证》（上册第553页），胡先生于“竵匾之法”下有一段校文：“竵，《类苑》五十二引作■，弘治本、津逮本、玉海堂本、丛刊本作竵……《类苑》此字之下有注云：‘古火切’。”（《类苑》即《皇朝事实类苑》）今胡先生之书具在，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衡君所说的错误注音，实际上只是《皇朝事实类苑》的引本在“■”字下的原注。这一点很重要，它不但证明胡先生并无错误，而且还进一步佐证了宋乾道本以前的《梦溪笔谈》，其“竵匾”之名的确当作“■匾”（古火切，拼音为guǒ），而并非偶然的文字讹误。上海古籍社排印的《事实类苑》之所以在点校时对《梦溪笔谈》的这个异文未予取校，也正是考虑到了如上的原因。不过，为了加深读者的认识，我想从字源学的角度对竵■二字再费一些笔墨。

5、竵与■之辨：

竵，《说文·立部》：“不正也，从立，■声。”段注：“火鼃切，古音在十六部，俗字作歪。”《广韵·佳韵》：“不正也。”《说文·立部》王筠《句读》：“与口部咼音义同。但彼专为口，此则通语也。”《广韵·佳韵》咼、喎同为一字：“口戾也。”

■，《说文·虫部》：“■蠃，蒲盧，细要土蠭也。天地之性，细要纯雄无子。诗曰：‘螟■有子，■蠃负之。’从虫，■声。”桂馥《义证》：“《小雅·小宛》文，■彼作蛉，■彼作蜾。”

蜾，《说文·虫部》：“■，或从果。”段注：“果，声也。”

蠃，《说文·虫部》：“■蠃也，从虫，■聲。”段注：“郎果切。”《玉篇·虫部》：“■蠃，细要蜂，即蠮螉也。”

蝸，《说文·虫部》：“蠃也，从虫，咼声。”段注：“旧音当读如過。”

今按《广韵》，竵、喎、咼同在佳部。

■，《说文·鬲部》：“秦名土鬴曰■，从鬲，■声，读若過。”

今又按，竵、■等又同属■声。

绕来绕去，怎么都奔到一起来了。该打住了，再绕下去，必将陷入中国文字的巨坑不能自拔。

经此一番折腾，可知此二字读音相通，强以读音判别正误固然有些无谓，而一定要执《梦溪笔谈》中的“竵匾”以强论“■匾”之非，也同样属于庸人自扰。进而言之，本人甚至以为，自来大多数书论著作之所以在面对“■扁”与“竵扁”时都会不约而同地倾向于“■扁”，这是因为古之学者心中明了，“■扁”、“竵扁”，二而一也，未有正讹之别，“竵”字只要与“扁”字结合，但读若“guo”音可耳。历时既远，■竵二字又形僻用稀，后人遂索性以“歪扁”之名取而代之，此正是古人的小心与聪明处，因为无论哪个古代学者，都没有胆量在古辞书中去掉“竵”存在的资格。而对于如此浅显的问题，他们也实在觉得无辨正之必要，只在读音上将“竵”读为“蜾”就行了。只要习用“歪扁”，“■”、“竵”自然淡出。

记得清代有位精于校书的学者谭献（字复堂），他曾在《新校本〈文粹〉叙》中说到宋人撰书难免会犯的几类错误：“有载笔之误，目治之误，涂乙之误，脱简驳文之误”，并说：“惟时诸家，卷轴所见，未必尽合，要当彼此互正，未易别白而定于一。”我认为，《梦溪笔谈》的疑文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而像谭献这样的治学精神则尤其值得今人学习。

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曾用隶书书写敦煌汉简文，文曰：“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非沙。从恣蒙水诚江河，州流灌注兮转扬波。辟柱槇到忘相加，天门侠小路彭池。无因以上如之何，兴章教海兮诚难过。”其中“飞”作“非”，“纵”作“从”，“成”作“诚”，“川”作“州”，“颠倒”作“槇到”，“狭”作“侠”，“滂沱”作“彭池”，“诲”作“海”，都是用的同声通借，故马老曾称赞：“此真汉人之辞也。”我想，幸亏有马老如此权威之说，否则面对此种文字，对于胆量大于古人的当今学者，又不知要生出多少笔墨。

五

陆先生自己从未称所创新书体为“歪扁书”或“歪扁体”，因为他的新创与徐铉没有任何关系，亦不同于石鼓文，是一种全新的伟大创造，这是他对沙先生称赞他为当今的歪扁专家笑而不答的真正原因。

然则先生新创书体究以何称为好？鄙人经仔细考虑，认为称“陆维钊的歪扁书”（简称“歪扁”），最为允当，又不会产生混乱、误解，因为称“扁篆”缺少了文化气息，“歪扁”则具有传统意味，沙孟海先生使用的名称是恰当的。即使将来从地上或地下发现了徐铉作品，也可用“陆维钊的”四字加以区别。

约定俗成的力量十分巨大，如“叶公好龙”之“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始念“shè”音，后亦从众，读作“yè”，但研究古汉语的学者，对于孰正孰误却不可不知。

又如“熊猫”团团、圆圆落户台湾，台湾上层官员称为“猫熊”，以示文化底蕴。笔者在1960年即承某中学一钱姓生物教师告知，熊猫属熊科动物，应称“猫熊”，并说他曾向上面反映，未得理睬。我想，叫“熊猫”比之“猫熊”实在可爱多多，大陆人并非不知，一直叫到现在，不会去理会台湾之纠名。但在生物学上一定不会列入猫科，其学名自然是我读不出的拉丁文字。

有时合乎情理，顺口悦耳，实在比考证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