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声 东方风来满眼春 220×640cm 2008年 中国画

新中国建立以来，沉重复杂、繁颐多变的中国近现代史始终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主要题材来源。虽然艺术作品的质量不完全取决于题材本身，但伟大的题材往往孵化出伟大的作品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对当代画家而言，近现代史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是一个历史前提，更是一个精神前提，它在向画家们提供丰厚的题材资源的同时，也赋予他们以特有的文化记忆和现代价值观。在丰厚的历史馈赠面前，每一位有使命感的画家都不会，也不可能拒绝历史从时间深处发出的要求，即以笔墨为时代立传，在史实的基础上，以视觉图像的方式重建中国近现代史的宏大叙事。因而，以笔墨为时代立传成为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命题是毫不奇怪的，由此产生的巨构骎骎为现代美术的主流也因此具有了历史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历史拯救了中国画，而不是相反。以上种种，是我在反复阅读李延声的巨幅作品《魂系山河》、《青春颂》、《虎门销烟图》、《正气篇》、《东方风来满眼春》时所想，虽然片段，且略微混乱，却是真实的。在时下浮躁的气息中，延声先生的作品能让我有一个阅读的心境，并产生些许想法，足见其作品之魅力。

以笔墨为时代立传虽源自于历史的特殊要求，但近20年来，这一看似坚硬、堂皇的命题连同它所形成的传统却饱受质疑。首先是现代派艺术的冲击。在现代派艺术的视野中，是没有历史题材作品生存区域的。放逐历史与现实，不但是现代派美学革命的起点，也是它对抗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这一艺术观，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潮美术中被完整地接受下来，对现实主义创作形成前所未有的压力，且至今不衰；在中国画界内部，质疑、诘难的声音更为强烈，也更为内在，它主要来自“新文人画”群体，这些将“笔墨”的纯粹性、趣味性作为唯一招牌的画家们，刻意避开历史的特殊要求，把中国画作了一个狭隘的解读：舍笔墨而无其他；同时，更为严重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术界乃至文化界一直弥漫着以解构为核心的怀疑论思潮，在它肆无忌惮地反讽和嘲弄下，美术界曾一度对“历史意识”、“时代精神”、“英雄主义”、“宏大叙事”讳莫如深。我们可以惊异地看到，上述思潮在实践领域得到了多么迅疾而强烈的回应：在相当长时间内，那些与国家、民族相关的重大政治、文化事件连同它的价值诉求在画家的笔下消失了，而个人感觉、私人经验、怪诞刻薄、泼皮无知类作品则成为文化与市场的双重宠儿。倾巢大势之下，人物画大都自轻自贱为无关痛痒的自娱、玩赏之物。

对现实主义创作而言，这是一个相当糟糕的背景。如果追究当时的情况，便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画家的两种选择：要么改换门庭，随波逐流；要么做一个坚守者，在时流之外守护自己的艺术理想。李延声不仅是当然的后者，更是纯粹的后者——当他的一些同道们生硬而吃力地摆弄现代派的形式游戏，或在传统笔墨的迷阵中一赞三叹时，他却站在现实主义的大旗下纹丝不动。其纯粹性既表现在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现实主义创作观念上，又表现在他在创作中始终维护这样一个纲领：作品将以历史感、整体性和英雄主义去拯救碎片化的历史与人性。正是依靠李延声等一批画家的努力，现实主义创作才能在短暂的历史阵痛之后，昂扬地呈现出复兴之势，并在与现代主义、古典主义三分天下的格局中，保持住了主流地位。作为坚守者，李延声所获甚丰，最卓著者，便是其作品获得了气正格高的高贵品质。在这一点上，历史显得毫不吝啬。

更为重要的是，在嘈杂、刺耳的质疑声中，李延声完成了一次艰难的精神磨砺，早期的艺术感受和经验，经过时代思潮的淬火，迅疾升华为哲理式的思考，最终在新时代文化复兴思潮的感召下凝缩为艺术信念。我们不妨对此作个简单的概括：

1、在中国近现代历程中，那些重大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事件对塑造民族的时代精神及文化记忆，对中国现代美术文化属性的形成，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因而，呈现、表达重大历史题材，以笔墨为时代立传，是中国美术现代性的要义之一。这一点，注定了史诗性作品是中国现代美术的主流，也决定着中国现代美术和西方现代美术的重大差异。背离这个前提，不仅是对历史责任的放弃，也是对中国美术现代性的放弃。

2、表现重大历史题材，为时代立传，“虽是画‘史’，但在创作观念上偏向写‘诗’，着重对历史情感的抒发，而不是历史事实的梳理，使作品有一个高的精神起点。（李延声语）”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尊重史实，却反对艺术家变成历史的档案员，将作品拘泥在文献中而成为历史的图说。在它的希冀中，艺术家是意义的发掘者和价值的构建者，从重大题材中建构具有核心价值观的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才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要达到的目的。

3、自从现代派艺术家把绘画当作个人心性的产物，并热衷于在实验中满足个人的创新欲望以来，艺术的功能被压缩、降低为个人情绪的宣泄和个人意志的表达，绘画由此越来越脱离公众社会和公共性经验。在市场化浪潮中，绘画在扩张商品属性中进一步自贬为游戏之物。因而，中国当代美术比任何时候都有理由重张美术的社会功能，如醒世、警世、宣教、劝诫、启蒙、救赎、颂物、批判等。

4、笔墨如何在写实主义语言结构中释放自己的抒情性和表现力，一直是中国画的世纪难题。徐、蒋体系提出了问题，但远未解决问题。因此，对这一难题的破解实际上是衡量现实主义画家水平高低的一个基本标准，也是最高标准。能否在徐、蒋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东方审美趣味和境界的新风格、新语言，已成为现实主义中国画功败垂成的关键。对优秀的艺术家来说，这一历史难题所蕴含的机遇要远远大于它的困厄。

李延声显然无兴趣作理论上的长短之争，上述思考也就没有转化为时代的激辩，而是顺利地折返回创作领域，在画面上结出了硕果。在一个放弃了思考的年代，或许，仅从上述警句式的思考中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延声对现实主义中国画的坚守几乎是殉道式的。那么，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提问：李延声坚守的原始动因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打开李延声创作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根源的唯一途径。

答案并不复杂，一如他的前辈关山月、潘天寿、蒋兆和、叶浅予、黄胄一样，其创作不过是记忆和经历的产物。李延声出身革命家庭，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和贫困的磨难，亲身感受到共和国从落后走向强盛的全部历程。毫不夸张地讲，共和国成长的历史也是李延声个体成长的历史，共和国每次伟大的心跳甚至都会在李延声个体生命的脉搏上显示出来。一个艺术家一旦拥有如此丰富深沉的历史记忆，那么，对人民和这片大地的热爱，对仁人志士英雄般地追思与崇仰，对那些改变中华民族命运重大事件的反思与探索，以及对民族传统文化绵延不绝之景象的赞叹，便强悍而不容置疑地成为他创作的全部心理根源，同时，也先天塑造了他的艺术理想的基本品质和内核。

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解释，为什么李延声在创作生涯的开端就轻而易举地超越了个人、自我这类私性范畴的羁绊，自觉升华至民族的集体性经验和价值观层面，并以史诗叙事的方式来追索民族的现代精神历程了。在李延声看来，近现代重大事件所产生的情感、题材、主题、想象力和价值观，与个人的小我、自我相比，更为高尚，更为广博远大，也更能穿越历史。在这里，个人的情感、个性以及复杂的心理活动并非消失，而是在民族、国家的价值层面上被充分放大了，个体生命也在与复活的英雄人物的血脉相通、心胸相连中而显得瑰丽无比——这就是重大历史题材与艺术家之间关系的内在法则。在创作中，只有用生命去体验这个法则，那些逝去的事件和人物才能呈现隐伏已久的卓越意义，历史题材绘画才有资格毫无愧色地和历史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