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段与呈现:中国民间
中国人的方法、中国人对艺术的态度,除了文人文化这一部分外,这个绝大多数农民思维国家的人的审美和艺术的态度、方法,是什么呢?基本上是一种用最低的、现实状况的材料,做出一些特别的东西。
胡:前不久你在广州做过一个演讲,《南方都市报》的艺术沙龙,讲的是你的艺术方法,你提过一句话,大意是说,你在做艺术的时候,一定要把思维转换成艺术的材料。
徐:对,转换成一种艺术的语汇,这是艺术家的本分。
胡:你说很多艺术批评家也好,艺术史专家也好,乃至于艺术家本身,他们不太注重这个转换部分。
徐:是。
胡:以《凤凰》为例,你会怎么讲述这种艺术语言的转换?
徐:这个作品,有一个阶段我对它特别有兴趣—因为我发现它真正的价值在于语言上有一种新的拓展。从很本质的那一部分看,它实际上是一种“中国民间”的手段。有一种中国人的方法在里面,这是做到一定规模后感到的。也许我经过这么多试验,最后真正收获的点在于—我发现它是由一种很强的中国方式来呈现的。
当然,从一般的概念上来看,它是一种现成物的集合体,是一种现代雕塑拼接的手段等等,但在实质处与西方现代艺术不同。实际上,这个东西里里外外,包括整体结果上是一种中国态度的。怎么讲?有一次黄冰逸说这个东西就是中国的彩灯啊。这话说得好。它有这种本质,中国手段的本质。
胡:徐冰扎了一个大彩灯。
徐:我后来发现,中国人的方法、中国人对艺术的态度,除了文人文化这一部分外,这个绝大多数农民思维国家的人的审美和艺术的态度、方法,是什么呢?基本上是,用一种最低的、现实状况的材料,做出一些特别的东西。
胡:做出具有仪式感、节庆感,具有象征意味,让自己心安理得的一种东西出来。
徐:这个“心安理得”说得好,等于是完全消解了现实的苦难和不如意。最后,反正我追求的理想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是天仙般的。这个是民间艺术或者说中国人的艺术非常核心的部分。
胡:说是自我麻醉也好,说是精神胜利也好,我认为需要这种东西存在。它不完全像鲁迅所批评的,它就是一个糟糕的国民性,甚至我可以说几千年来中国就靠这个。
徐:几千年靠这个东西,为什么?其实中国人很懂得“意念”的作用—作为现实的一部分。怎么讲?所有的意念也好,精神也好,让人们满足了现实生活中缺失的东西。我们感受到的真实生活也是要通过你的意念和“意识到”来确立的。
胡:这是现代思想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现实感”,最早由以赛亚.柏林提出。就是说我是否生活在现实当中不重要,但是我要保持我的一种现实感。
徐:任何东西最终决定是否存在,不是真正由存在决定的,是由意识到决定的。比如说,我知道我梦见了谁,我把梦作为我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实际上在梦中,我感受到的程度和我现世生活中感受到的是完全一样的,不是指内容一样,是感知程度是一样的。就像我母亲有一次,说她昨晚又梦见谁了,她就说怎么就不让我梦见你父亲。作为一个很有佛教传统家庭出来的人,她就很期待能让她梦见我父亲。她认为梦到了,就是感知到了,这一段感知的时间,与她们在一起时其实是一样的。
胡:这一说要说到《牡丹亭》。柳梦梅,有个女的叫杜丽娘思念他,相思而死。碰到花神,让她和柳梦梅在一起。那种场景,老外根本看不懂。《牡丹亭》演完之后,说老外问:看了半天,怎么手都没牵一下。回答说:你不知道,东方人就是手都不摸一下,什么事都干了。
徐:中国人的方式多现代,和当代科技有一拼。
胡:由生到死,由悲到喜,由梦幻、非现实的东西到现实的大团圆的结局,全都有了,西方人就理解不了这一点。
徐:比如说,现在科技越来越多地证明,科技制造的让你“感受到”,其实就是你的现实的一部分。就像咱们看大片,看《阿凡达》,至少是三个小时在这个空间中,你是跟着它走的。我今天感受到我坐在这儿跟你说话,通过我感知构成了现实。
胡赳赳:你这样说我背后有一股筋被人抽起来的感觉。
徐:就是这样的。未来人做爱,可以是制造让你感知到而不是行动的做爱,实际上是数字让你感受到。但最后达到的效果,是让你省略身体的部分直达感知获取的经验,其实是一样的。
胡:再讲一个例子,可能人家觉得和尚很辛苦,又不能吃肉,又不能碰女人,整天念经,太辛苦了。最后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你说错了,人活着不就是追求高潮嘛,和尚的高潮叫自然High,为什么?任何时候往那儿一打坐,他的多巴胺就开始分泌了。”他比你高级多了,他想什么时候High就什么时候High,真的能够做到心游万仞,不受时空的局限。你还要借助女人,借助酒,借助药品,还得前戏,还得调情,弄完了,最后才快乐那么一小下。人家往那儿一坐就开始High起来了。
徐: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生理制造的“高科技”。
胡:跟科技是一样的,点燃一下,就不停地high下去,把世俗层面的东西完全降到最低,能够自己控制意念。我们是不受控制的,他能把他的植物神经变成感觉和运动神经一样,所以那个很厉害。回到刚才主题,说运用到中国的一个民间手段,就是指的这种扎彩灯的方式?
徐:从现实材料中制作“High”,不光是材料本身。比如建造大楼发生的过程,绝对是中国土造的,这种施工现场和民工的工作状况,还有工作的条件,和农村干部盖房子一样,土造的。什么东西都能上,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我惊讶的是,这么现代化的大厦,原来全是这么低级的方式的结果。民工像猴子一样在上面爬来爬去,极其熟练。
胡:高级,人家这是手工盖的大楼。
徐:这种东西很厉害,也是中国方式。
胡:不是像我们在外部看一个风景,你是戴着安全帽到工地之中,原来这么高的大楼也是这么盖起来的。
徐:对,这给你一种震撼。就像一个大的动物,你从远处看它时,你感受不到动物身体的震撼。但是当你走近后,它的温度、肌肉的颤动,最后让你感受到一种恐惧。当时我做“猪”这个作品的时候,特有体会。隔着猪圈饲养它一年也没事,当你真正手摸着它,要在上面盖字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一种活物的恐惧。接近大楼的现场,它给我的刺激也是这样的,所以才激发我,让我认为这些现场的材料和氛围是一种强劲的语言,作为艺术家,你能敏感地意识到,它是应该被使用的,它是有记忆的,它们本身具有信息,可以构成一种语言。这个发生的过程,就是今天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