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自己定的标准，对有关个人的事情，和这些要做的事没关的，那些现实中的事你要忍、要退让；这也就是有的时候我采取沉默的原因。但涉及到原则性的、理论上的东西，涉及到所信仰的真理性的东西，那是绝不退让，一定要坚持。这两个原则我觉得始终是要坚持的，因为只有那样你才能够让自己去真正地在有限的生命里，把想做的东西能多做一点。

——高名潞

被采访者：高名潞
采访者：崔灿灿
时间：2010年4月底
地点：北京高名潞寓所

崔灿灿：高老师，您最近在忙哪方面的事情？

高名璐：最近就是写一些东西，因为意派这个理论去年出了一本书，但还是有待完善。另外呢，从西方的角度，也在整理一些东西。

崔灿灿：最近很多评论者在写到奥利瓦在北京的那个抽象展览的时候，都提到了您之前的“极多主义”和栗宪庭的“念珠与笔触”这几个展览。您怎么看奥利瓦“天上的伟大的抽象”这个展览？

高名潞：我觉得他一个外国人，关心中国当代艺术，认真做这个展览，是好事。总的来说，认同多于歧见。他选的这15位艺术家，除了其中两位我不太了解以外，其他都是从意派和极多当中选出来的，都是去年参加意派展览的。

崔灿灿：您觉得他的抽象艺术理论和您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或者奥利瓦哪个地方是您不认同的？

高名潞：他主要的还是落实在抽象上吧。因为我从极多到意派，实际上早年理性绘画，我都是试图摆脱这套叙事，摆脱掉西方现代主义的那套东西。因为我觉得它的概念系统是和现代主义出现紧紧相连的，背景和它们整个哲学美学的系统是一体的。所以当你描述中国某种现象的时候，如果你完全用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去描述，它肯定是错位的。因为它生长在一个不同的背景当中，媒体、风格和表面形式不能说明本质性的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必须得寻找一种新的角度、新的概念。所以他还是落实在抽象上，那天我们也讨论这个问题了，我跟他说，“抽象”这个概念在20世纪之前中国根本就没有，这完全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概念翻译来的。它的原理是图像本身的逻辑性、理性和主体怎样把客观物象抽象出来，这种建立在再现基础上的现代主义的方法是不是适合中国的艺术和新世纪对义艺术还是有问题的。这正是我在意派中提出的问题。我当时还跟他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也觉得，他这个题目“天上的伟大的抽象”，实际上某种程度和我之前所说的极多和意派那个东西已经吻合了。因为他找不到一个逻辑性的概念去界定，只好说那种无限性的，那种没有办法去捕捉的，那种超越的我们现实把握的。他的感觉是对的。这个跟我之前说的那些东西都还是吻合的。

崔灿灿：他说的这个应该是其认识论之外的东西。我看到去年关于您意派的争论有很多，包括您回复的文章。您觉得很多批评都没真正理解你的理论体系，但我觉得这些批评文章中还是有些问题比较有意思。

高名潞：只要有批评就是好的。鲍栋等人提到的有些问题还是值得讨论的，但是他的一个核心还是保守和现代的问题，或者说是古今问题，现代革命和古典保守的分界。另一个是民主和不民主的问题。古今问题应该不再是今天21世纪的问题了，我们已经讨论了100多年了。民主和不民主的问题，是一个真问题，实际上他的潜台词还是落脚在这里。解构、怀疑和破坏是最可以被接受的，它和民主有关系。但是，是否任何理论问题都得和现实问题挂钩？而意派提出的问题却更多的还是想从超越这种现实问题来讨论，如果我们要讨论现实问题的话，我们就干脆直接谈现实问题，比如说民主体制问题，我们现在到底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这个社会民主体制怎么办?这是政治学/社会学的问题。但是你不要把这些直接搅和在一起。所以，我想在意派中，把理论的讨论相对纯粹一点，比如方法论上、美学上、本体论上。其实，我说的不理解也是指这个。当然，鲍栋的文章在里面涉及到一些。最近鲁明君写了一篇关于意派的文章，我觉得他这篇文章比之前所有的都有学术性，我们有一个小范围的对话，我觉得要进入这种正常状态。我实际上确实是想给大家提出一个我想讨论的什么问题，是什么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