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灿灿：对，我们国家的很多人的内心都很动荡和浮躁一样。我们没有质疑自己体系的勇气，只是根据这个体系不断地去换一个对象，在对度的把握上，总会把其降到最低点，局限于自己可知的狭小的空间里去。现在的中国，从封建传统，到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各种文化形态都在齐聚交替，我们能碰到各种社会现状，也能遭遇到各种问题。成了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实验场，中国现在充满无限的未知，这种未知呢，首先是我们存在的各种文化，艺术家从里面汲取各种的文化资源，滋养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生命力，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它是这个社会现状的不安所带来的消极力量，那么我们需不需要一个整一的、完整的体系呢？

高名潞：意派这个理论本身就是提示大家要自由，比如说，提出一个核心的东西，不是之是，你要判断的是这三个东西它永远存在互动，像海德格尔说的世界、物、此在，实际上跟我说的刚才这几个关系永远是在互动的，永远在运动当中。所以换句话说，要跳出主体完全控制客体这样一种妄念，我们就能看到在这种互动当中，凡是什么东西看着是的时候，实际上它背后总有一种不是这个东西。你总要在判断过程当中把握到它不是那个东西的边界在哪，这样你才能够更好地去认识它，实际上是给你一种开放自由的一种怀疑主义的一种模式、一个角度。但是我认为西方的解构主义也给我们一个怀疑主义和质疑，但是它就走向太分散化，太没有一个互动之间的契合性了，它完全走向一种彻底解构，这点在我来看也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危险。因为它之前有一个主客体二元的东西，它想打破，但是它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么这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思维角度就要回过来，不要走向那个极端。我们试图找到一个在承认这种瞬间互动的变化无限，但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角度适当地把握某种东西，这个就是我想思考意派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提供这样一个角度。你要提供角度必须得要谈这之间它是怎么互动的，你要谈这个结构怎么样，不可能是一句话，要建立起自己的一个理论框架和系统，但是这个理论框架系统的重要性是能够给别人一定的启发。那么，这套启发它有自己的修辞，有自己前后的逻辑解构，有自己的理论框架，至于它完善不完善，我认为它现在还不完善，我还在继续做这个工作，而且也希望大家在批评的过程当中，我进一步地去完善它。整一和统一、一致性有区别。整一是指整体地看历史和事物，包括艺术作品的意义。穿透表面的二元对立、对应和反映这种关系，才能真正理解事物各方面的不对应，甚至错位的、多方面参与互动的复杂关系。所以，“不是之是”就是“意在言外”。所以，整一性是在整体把握的时候，留有余地。关照不到整体，没有整体胸怀就不会留有余地，你就只会关注“我”和“客观”之间是否吻合。其实，这是一种二元误区，即不存在真的我，也不存在你所关怀的那个绝对“现实”。我们应当把它看作是一种合理关系。

崔灿灿：这是和社会相辅相成的一个东西，它既是一个社会语境，也在不断改观它的这种状态，包括也在改观社会。这两者在运动之中，不容易明显地分出来这个边界的。

高名潞：实际上简单来说，我们过去比较习惯于毛泽东所说的不破不立，所以那么多年我们都在破。我们的父兄和我们这一代都受到影响。我们对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比较容易接受，解构、反讽、调侃，凡是破的我们来得就非常痛快，但是我们不习惯在“非立非破”的那种独创性的“立”中去破。首先要创造性地“立”，在“立”当中去破，我们不习惯这个东西。我觉得做意派，我们在不能在社会当中有一批人在不同的角度上，不同的理论观念上去立某种东西。在立中去打破一些东西，这个是呼应你刚才那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崔灿灿：刚才我们谈到从立到破的问题，我觉得在任何一个东西被破之前，对它立的一面我们都是空前高涨地拥护，于是直到它最后不得不破的时候就采取一种极端手段。我认为这个破就是一个极端手段，在一个东西略微长出来病毒的时候，它并没有这样，而是一味地在强调立的概念，它已经存在于此了，我们就不断地去维系。维系很多时候带来的是一种填窟窿的行为。像我们不断对儒家、对道家和其他传统文化的一种修补，直到今天，从中国传统学说出现开始，中国始终在做的是一个修补的东西。我觉得对中国方式来说它缺乏的是具有长期意义的创新。

高名潞：长期意义的创新不可能一步到位。创新也不是凭空而来，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新教伦理，都和过去有关。我想把一切“封资修”的东西都看成是教条和应该被打倒的这种想法和行为，应该是一种现代革命观念，大概做得最彻底的是中国。至少我在西方没有见到打倒基督教，拆掉一个城市或者一个老区这种现象。不要简单地把“修补”强加给古人。如果我们的历史仍然是在“修补”，我们现代中国人也有责任。再有，印度、非洲、中东甚至现在都没有像西方那样对古典传统进行革命，难道这些地区的人都有问题吗？到底是自然古朴好还是充满污染的现代都市好？进一步，人性在哪种文明中更有人性？难道只有在现代社会才最人性吗？今天我们应当从更宽和更包容的角度去理解现代主义以来的全球文化的历史。我们过去100年已经深深被现代主义的革命、替代的观念所浸透了。 我们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吧，你看我们的城市建筑，城市就很明确，为什么大家习惯于破呢？全拆。刚才你说修复，难道真不能修复吗？如果北京城按照梁思成那样的设想是不可能吗？完全可能。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想那样做，结果最后搞得所有的城市都一样，全都把好东西拆了，其实至少我们可以有旧城和新城之分。古代的元大都，其实很多城市都是这样。现在的所谓的新，其实都建立在彻底的破坏基础上。可数的几个城市，因为它过去就是西化了，比如说上海、青岛或者天津的某些地方，这些地方的破和新也还和谐一些。

崔灿灿：当时梁思成提北京城改造的时候，反对最强烈的原因来自于，北京原住居民的各种基础设施问题在老建筑里很难解决。我前段时间到陕北去，我发现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陕北一个写生基地的村长说他们村的年轻人全部要住瓦房开摩托，这些窑洞没人愿意住了。另外比如我到苏州去看昆曲，在一般市民看来它是一种很平常的东西，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反而是政府的一种修辞手法，使得苏州市民突然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的。很多东西都是不断交替的行为而已，本质上没什么对错。

高名潞：人类社会没有自然交替这回事，自然界可能有，否则印第安人可能还是美洲大陆的主人。人们爱进麦当劳，就不会在乎“垃圾食品”这回事，因为它和可乐一样，是现代文明。不论如何，即便交替也没有必要完全扔掉。这是我们多年的政府政策，政策不会向窑洞倾斜。我不认为这是老百姓的选择。如果把窑洞周边的环境搞好，肯定人们愿意住窑洞。意派那里我也提到了，我们现在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替代，所以为什么要破呢？破就是连根拔掉然后有一个东西去替代，我们现在的城市建设就是完全拆掉然后去替代。修复也好，还是保持也好，不等于说完全不变完全不动，而是怎么样在原来的基础上合理。比如城市建设保护古迹并不是原封不动，而是北京城原来的文脉，它和文化的关系，它为什么形成这样一个格局？怎么样把这个历史文脉先保留下来？就像我们的大学校园为什么都要拆，搬到新校区。那哈佛变了吗？耶鲁搬了吗？西方的大学为什么二三百年不去替代，因为那是历史。你跟地方官员去说我们把这个地方好好保留一下历史，在这个前提下把城市合理化地规划，他听你的吗？他首先一个拆，我怎么新，我们怎么把旧的看不见。我们去大同，拆啊，因为这涉及到他当市长的政绩，这东西不改变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