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灿灿：之前做过北京东村的一个调查，当时的艺术家被驱赶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破坏了原住民的生态。原住民在村里本来生活得很好，突然来了几个艺术家又是脱衣服又是怎样，那行为艺术是一种文化形态，它很前卫，它有很大的精神价值，但对于原住民来说，它产生了一种破坏性。这就是一种理论或文化形态的过于自足。而从五四开始，对于自足方法论的建构就很多，但始终很难维系下来。它不仅仅是一个学科事情，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它需要集结社会中各种力量来完成，也就是说你怎样在各个方面真正地去建构这个过于庞大的体系。

高名潞：不能维系不是因为外部因素，也不是因为缺少人多势众，恰恰是因为理论家的主体性太弱，理论信心不强，缺乏理论自觉。一直以来，我们的口号是理论必须为大众、为人民服务，今天变成为时尚服务。有些方面，不是我能掌控的，从我的角度我能做好的就是把这个东西完善，至于它怎么样去推广，大家怎么样反馈，这些东西只能在发展中自然地去完成，有些东西不是我能掌控的，而且也不是我能够去做的。从我来说，意派试图跟中国某些艺术现象结合起来，所以它有艺术批评的针对性，同时也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我书里也提到了西方的方法论，我们可从西方方法论这个角度上再进一步详细地去梳理一下。比如，从西方的启蒙运动开始，为什么西方的艺术史家和批评家包括当代的批评理论家，他们要这样去阐释西方的艺术历史？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角度？为什么再现？再现在这个意义上和早期的现代性有什么关系？而且再回过头来说，审视中国古代艺术自己的理论，从我们刚才所说第三这个角度，去重新地反观审视，提炼出一些精华也去批判它一些不足。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应该包容在意派当中。再上升一下，它背后还有一种哲学思维的问题，从哲学思维角度意派应该怎么样进入那个本体论层次。当然有些我本人的能力和精力也许都达不到，但无疑这些东西是可以发展的。从哲学上来说，怎么样进入更纯粹的领域去讨论意派这个问题，我认为都是有可能性的，都是可以做的。能不能和一些同道者进行探讨讨论，这是我特别想做的。

崔灿灿：对您个人来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您回到国内，最不解的、最疑惑的是什么地方？我觉得您一直在建构一种东西，但是您这种建构在中国恰恰是特别少的，就可能会带来很多不理解。比如“八九”大展、意派等展览，很多人就把它变成一个个人化的问题来谈。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承担着作为个体要面临社会里面的理解与不理解，以及面临的各种道德非议。很多评论者说您回国后不再像出国前那么前卫，变得保守起来了。这种不理解，体现了一个很动荡的民族里面过分的批判意识，您怎么看这种非议？

高名潞：我是觉得做理论，还得有个真理感。如果做理论本身没有真理感，在我看来基本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有这个东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去做，把它看成是你的生命，而不是通过这种东西去获取。如果那样的话你选错了职业，所以理论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我自己觉得我做得并不好。如果说我还有一个理想，我根本没有达到我的那个理想，我若肯定自己，只是肯定我多少年一直在追求那个东西。不管我到哪里，我在国内也好，我在轰轰烈烈的情境当中，还是在面壁的国外情境当中，至少我在追求那个东西。但是我自己认为我做得并不好，我并不满意。所以，人就是这样。至于别人怎样看，都可以。理论解释自己，不是为了向别人解释而存在。

崔灿灿：知识分子在很多时候是需要承担更多。一个知识分子一生会读很多书，接触很多知识，但往往对其价值观及一生影响最大的就那么几本，你觉得什么书对你影响更大？

高名潞：从人生来说，我觉得是《牛虻》，那时候十几岁，比较年轻。是“文革”刚开始的，印象中大家传着读。我觉得《牛虻》那种悲剧感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很好。由此我又想到我最喜欢的电影其实是西部片，我几乎全部看过了。我佩服那种执著、锲而不舍，完全自己承担。他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困难分散给别人，把责任让别人去承担。我佩服这样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所以那个小说对我非常重要，它不像我们这代人读国内的小说，那样的一种英雄气概往往有它非常脆弱的宣传性，非常不真实的一种。后来《牛虻》对我来说，包括上山下乡啊，一直影响挺大。

崔灿灿：您现在一天看书写作几个小时？

高名潞：看书写作，有时间就坐下来做这个。如果一段时间不做，就会心里发慌不踏实。不能静下来做这个，心里总会有挂牵，因为有事没完成。

崔灿灿：很多和您同龄的批评家都开始完全享受生活乐趣了，比如弄弄花草什么的，他们可能也做研究，不过是去故纸堆里找一些有意思的事。那么您现在还在坚持，这种坚持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高名潞：其实动力就是心里有一本账，这几件事情有生之年想把它做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那些同事朋友的状态我也挺羡慕。

崔灿灿：那您平时有什么休闲运动吗？

高名潞：休闲运动很少，从身体这个角度，有时候自己也觉得对自己太不公平。但是我觉得人就是这样，随着自然状态走吧，你何必非要扳它呢？其实我也试图这样做过，你非要扳它，它心里也不踏实。这么走下去吧，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崔灿灿：您对年轻的艺术家、年轻的理论研究者提一些您的经验看法吧。我记得您在四川美院当过老师，您也是一位教育者。

高名潞：是的，就是需要一种东西，当你选择了这个东西想做的话，就一直朝前走不要向两边看，因为这个社会鲜活、诱惑的东西太多了。还得有自己的一个根吧，立定这个根，要走下去。还有一个是要相信自己，只能把自己，自己的选择上、信心上、毅力上靠自己，不能把自己交给其他的，这点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