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灿灿：您做意派的时候，我看了您当时发到《画刊》上的一篇回应文章，特别是在网络上，您面临着种种批评和误解。您觉得这种情绪会让您苦恼吗？

高名潞：会的，有时候会有。因为你毕竟是个人，情绪会受到干扰，只能靠自己的情绪去净化、平和、淡然这种东西。我觉得能让自己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得比较淡然，其实一辈子做这个走下来，孤独总是陪伴着你。康德说过，孤独的人，不是神灵就是野兽。因为孤独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孤独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太难受了。但孤独是一个好东西，是一个不能承受的东西，但如果你能承受的话，那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锻炼，最后我就想还是承受这样一个东西吧。

崔灿灿：是的，淡然是一种可以承受诸多因素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堂吉诃德越来越少了。那您给年轻人推荐几本书，您觉得比较重要的。

高名潞：重要的，还是读一读塑造自己人格的东西，比如我刚才说的《牛虻》，类似这样的小说。另外从学术品位上，我觉得德国古典哲学的东西还是应该读的，像康德的东西，黑格尔的有些东西，还是应该读一读。关键是它对思维的某种清晰性的把握还是不错的。另外中国佛教的东西应该读一读，我个人不懂佛学，因为它那个道理讲得非常博大，相比西方那些现代理论更加博大，一下子非常开阔，应该读一读。另外中国当代也有些很好的，包括当代李泽厚的东西我个人认为挺好的；海德格尔等等。

崔灿灿：气场是做研究的一个决定因素，气场决定了理论的格局。您在研究生时期读了哪些西方理论书籍？

高名潞：研究生时期，西方很多像存在主义、萨特、《西方哲学史》、《理想的冲突》，还有李泽厚的美学，当时还有“美学四大金刚”的争论。其实马克思主义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时属于课程，但还真是精读了，对早期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认识。那个时候比较立体，文化学、哲学、美学、历史各个方面比较全方位，真正读艺术史反倒很少。艺术史在考试前已经下很大工夫准备了，美研所进去后主要根据自己兴趣进行研究，写一些课程论文啊，比如古代美术史，我就对仓颉造字和书画同源比较感兴趣，老师就鼓励我去做这个研究，写深入的文章。我觉得这种上课方法特别好，不用泛泛的。泛泛的应该在本科就应该解决。关于自己的批评和理论写作，回头看觉得做得少。但有一点回头看还是很明确的，它发展脉络是很清晰的，甚至我自己的一些观念在当时早期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毕业论文赵孟頫的古意，我那时候就用“古意”这个词，论文是1984年发表的，提前两三年就开始做了。那个时候有几点已经成熟了，第一我对庸俗性的反映论、社会学的、历史学的方法就特反感，特想走出来找到一种新的东西，有一个立体性的东西，比较大的。我觉得艺术这个东西，你把它看成风格化，美的客体性的东西，太小了。应该看成一个大的，所以涉及到哲学，文人的生活形态，它们之间的互动啊，诗、书法，它是一个大的东西。

崔灿灿：您为什么选择去国外呢？

高名潞：有各方面的因素。我当时正在家里学马列，什么事都不让我做。不能出去，也不能发表，不能演讲。不能参加编辑工作。家事国事天下事反正事事不顺心。也很矛盾，离开故土和熟悉的人和事业，舍不得。再加上美协半年多才批准。20世纪年代从来没有想过出国。但是，最终还是抛弃所有一切，到异国开始面壁生活。为了未来，其实也还是为了同一件事，一甩手去了国外。一去五年没有回家，就像当年上山下乡到内蒙草原一去三年没有回家一样。另外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个策划人，我就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策划展览都是因为不得不策划，从来没有想要为了策划而策划什么东西。

崔灿灿：展览是不是只是对您的批评的一个显现，是一个脚本，并不是您的主要意图？

高名潞：对，不是我的主要意图和主要工作，但阴差阳错没办法，好多时间也投入到策划中。

崔灿灿：您在国外的几年是不是每天都坚持学习、看书？

高名潞：对，大量了解西方的理论，读、啃。啃骨头似的啃，因为我开头英语不好，是学俄语的。

崔灿灿：您出国之前有了现在反再现论的这么个体系，那您去西方接触了那么庞大的一个体系，难道没有理论上的危机感么？

高名潞：倒不是危机感，那个时候就是一种愿望，想方方面面的有大的总的一个东西。那样一个动力和愿望就沉浸在里面了，别的什么都看不到了，就是看这些理论书。当然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把中国的东西放进去，比如说现代性、前卫，具体到中国怎么放进去，也是我的一个课题。但是总的来说，在西方的这一段，折射了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这种不满足。总觉得中国再轰轰烈烈，其实自己的理论准备是不足的，突然出现这样一种前卫的现代运动，但是我们的理论是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文革”整个空白，后来一开放，我们的整个理论还是陈旧的，还是准备不足的，尽管我们有很多出色的理论家，但是从系统上来说我们还是先天不足的。之所以到外面去，我自己给自己也带了这样一个任务，能够把他们第一手的，而不是翻译，那个时候总要依靠翻译，但是又觉得翻译实际上是很靠不住的。翻译自身的质量先不说，它的选择性是非常偶然性的，支离的，而不是建立在一个宏观的结构性的基础上去选择、拿进来。我回来以后，在90年代末期，2001年的时候就给我的研究生，提供了很长的整个西方的艺术史，现代理论的书目，书目非常多有很多页。在哈佛的时候，当时下很大的功夫把那些东西全都弄到一起。回来后，曾经和出版社联系按照西方经典出版，但是那个时候出版社还没有现在有实力，所以，没有做下去。现在好多了，也有一些学者做了很多扎实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不过，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特别全面系统性的对西方的介绍。总之，感到个人的能力还是有限的，但是尽量地去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