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不好，改行只画风景画

回是回来了，但去的时候费用是中华民国出的，回来时却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北京大雅宝胡同中央美术学院宿舍，回国等待分配工作的吴冠中巧遇老同学董希文(油画《开国大典》作者)。

董希文借走他在巴黎的几幅作品，向中央美院举荐他。得知此事，他马上问董：“徐悲鸿怎能容我的观点与作风？”

“老实告诉你，徐先生有政治地位，没有政治质量，今天是党掌握方针和政策，不再是个人当权独揽。”董希文宽慰他说。

中央美院校长是徐悲鸿，吴冠中的母校是杭州艺专(后改名中国美院)，林风眠艺术实践的王国。徐、林艺术观点势若水火，所以旧时“两校的教师也好，同学也好，互相不屑，门户之见很深”。

“徐先生在1949年以后，属于我党团结对象。”上海梅龙镇，华东师大艺术系老教授汪志杰嗓门沙哑。

1950年代初，汪是中央美院西洋绘画班高材生，徐、吴二师都曾教过他。

他说：“那时候，‘央美’的领导班子主要是从华北联合大学(中共领导下的干部学校，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延安过来的革命干部。全校师生都要进行大规模革命思想改造。

“‘央美’崇尚苏联绘画。苏联画家马克西诺夫曾来任教，成立研究班，地位很高，超过了董希文等教授。徐先生对美术界参与革命不感兴趣，他只关心艺术本身，但他的实权一步步被架空。他来学校教课，人事处干部说，‘徐先生，您辛苦了，您要多休息。’硬把他架走，目的是不让他向学生灌输所谓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吴先生刚来‘央美’时，名分还不明确，类似于讲师、助理。班主任伍必端私下跟我们透风：吴冠中是从法国回来的，属于没改造好的分子。

“一次，学校派我和吴先生去太原钢铁厂体验生活。走之前校领导就跟我打招呼，要我盯住他，他是个危险人物。吴先生极感性。到厂里后，他看到工人们出钢条，便大叫，“红红的钢火哦！”马上摆起画架，疯狂地画火花。工人们烦他，觉得他在影响生产，让我劝他别这样。我跟他讲，他很生气，一周不理人。

“他就是这样倔，又爱发表意见，爱抨击他看不惯的事，不可避免地，要在‘央美’受挫。”

我教的是一年级素描……觉得同学们作画小处着眼，画得碎，只描物之形，不识造型之体面与结构，尤其面对石膏像，无情无意，一味理性地写实……我从巴黎带回三铁箱画册，每次上课给同学们看一二本，他们兴奋极了……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从未听说过波提切利、尤特利罗和莫迪里安尼等名家。

有学生问吴冠中，“有列宾(俄苏画家)的画册吗？”他懵然无知。数月后，他在王府井外文书店偶见一份过期的《法兰西文艺报》，头版头条，法文加图片介绍列宾，开头第一句便是：提起列宾，我们法国画家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他这才释然。

“呵呵，”电话中，汪志杰笑问：“你晓不晓得吴先生画过《一朵大红花》？那时，他家住在煤渣胡同。有一天他带我去看他的近作。进门后，我看见他家墙上挂了一块布。他把布一掀开，我当场吓了一大跳。

“画中，一个老农坐在椅子上，全身布衣，戴八角帽。因为吴先生对后期印象派画家塞尚等的风格情有独钟，人物的脸、衣服、帽子，全用土蓝色，还微微泛黄。只有胸口别了一朵大红花。

“这哪行啊？工农阶级只能用火红色基调，要充满血红地去反映。这幅作品要是发表出去，后果相当可怕。何况内部斗争那么激烈，哪管他是心存善意地歌颂。听了我的建议后，他满腔热忱犹如被浇了一盆冷水，很不高兴，却也无可奈何。”

我想我是改造不好的了……但我实在不能接受别人的“美”的程式，来描画工农兵，逼上梁山，这就是我改行只画风景画的初衷。

当时几乎没有人画风景，认为不能为政治服务……后来文艺界领导人周扬说风景画无害，有益无害。无害论一出，我感到放心……

1952年，全国文艺整风，吴冠中被批为“形式主义的堡垒”。

在整风中我成了放毒者，整风小组会中，不断有人递给我条子，都是学生们状告我放毒的言行，大都批我是资产阶级文艺观，是形式主义。更直截了当的，要我学了无产阶级的艺术再来教。当然条子都是匿名的，上课时学生对我都很热情，对我所谈很感兴趣，怎么忽然转了一百八十度。

尽管晚年深受徐悲鸿弟子冯法祀、戴泽的质疑，吴冠中仍不断对外讲述下面的事。

一次全院教师大会，是集中各小组整风情况的总结，党委领导王朝闻就方针政策讲了话，徐悲鸿也讲了话。他讲得比较具体，说自然主义是懒汉，应打倒，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这是对吴冠中讲的。

1953年，吴冠中接到调离“央美”通知，去清华建筑系任副教授，教素描与水彩。

汪志杰说，“‘央美’是中国美术界的权威，培养无产阶级艺术家。如果在这里，有才能的人思想上出问题，结局只有两种：一是派往清华建筑系；一是进入北师大艺术系。内行人都明白，这意味着，画家被赶出美术界，打入冷宫。”

政治运动中，汪志杰的命运也充满坎坷。他仍然记得，吴冠中刚去清华时，描绘农村风景，颜色全用土黄色，看着压抑。“那是他最差的一批画，后来找不着了。他是把痛苦深埋进肚子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