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赶上了一个追求形式的时代

1978年，吴冠中归国后首次个展，在“工美”的一间旧教室里举办；第二年春，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吴冠中绘画作品展”。

个展结束后，他应邀到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讲学，声称“印象派在色彩上的推进作用是任何人否认不了的”。发言稿以《绘画的形式美》为题发表在同年第5期《美术》上。第二年《美术》又发表了他的《关于抽象美》，认为抽象美是形式美的核心，人们对形式美和抽象美的喜爱是本能的。第三年，《内容决定形式？》被刊出。

3篇文章在美术界连续引起巨大的反响，辅以画展，一举奠定了吴冠中在画坛的坚实地位。

被吴冠中称为“坚定保卫革命文艺、现实主义美术的中流砥柱”的原中央美院院长江丰，是“一个花岗石脑袋的汉子”。他对《关于抽象美》大为不满，多次在讲演中批评吴冠中，“并骂马蒂斯和毕加索是没有什么可学习的”。

全国美协的理事会上，江丰再次攻击抽象派，“他显得激动，真正的非常激动，突然晕倒，大家七手八脚找硝酸甘油，送医院急救，幸而救醒了。”

“但此后不太久的常务理事会上，江丰讲话又触及抽象派，他不能自控地又暴怒，立即又昏倒，遗憾这回没有救回来，他是为保卫现实主义、搏击抽象派而牺牲的……”

艺术评论家高名潞说，“‘文革’后吴先生提出形式美、抽象美，是对‘文革’的主题先行、意识形态僵化的局面持一种深刻批评的态度，对年轻人有很大影响。

“他早期的一批江南水乡风景画，符合他的美术标准，形式上画出抽象美，赋予一种南方的情趣。我作为北方人看到这些画时也感觉到一种非常特别的东西。”

美术评论家陈履生则认为，“时势造英雄。吴先生在绘画上的长处是对形式美的敏感。他的呐喊是个性的表现，恰好后‘文革’时期，他赶上了追求形式的时代。”

1980年代初，美术界“星星画会”等一批新生力量涌现。

一次全国油画讨论会上，高名潞注意到，率性的吴冠中坐在第一排，非常认真地在听、在看。“但他没有发表意见。我感觉得到，他对年轻人中出现的新现象，从姿态上愿意支持；另一方面，他并不是很喜欢这些作品。”

高名潞的猜测在袁运甫那儿得到一定的证实，“‘文革’结束后，艺术青黄不接了。年轻人要搞现代派，又不知道现代派是怎么回事。养鱼、捞虾、开枪，以为什么都是艺术。吴冠中觉得惊讶，说孩子们有点过了。他又不想因为批评年轻人，被说成保守。”

“吴先生这类艺术家比较强调形式与语言自身的美，视觉的愉悦性、优雅。当代艺术除了视觉和语言的探索外，还要和当代人的心理变化、文化变迁、社会转型紧密相联。他的艺术和这些方面显得没有直接关系，加上年事越来越高，距离就越来越远。”高名潞坦言。

李付元说，“1991年，我们想搞个师生展。吴先生提名叫‘叛徒的画展’。他不要我们像他，他要我们忠于自己。同学霍根仲为人朴实，画也朴拙。吴先生鼓励他就这样走下去。后来他想变得花哨一点。吴先生很生气地说，你背叛了你自己！”

身后是非谁管得

“有一对做宝石生意的香港姐妹，很喜欢吴先生的画作，带头买他的画，在港台火起来后，又到了日本。香港一画廊老板方毓仁是吴先生大儿子吴可雨的同学，她们主动找方毓仁合作。吴先生在大英博物馆的个展，两姐妹也帮忙联系过。”吴冠中的一个学生末了直说，一个画家的作品必须有人捧。

1992年，大英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吴冠中——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家”，很为吴冠中看重。

作画为表达独特的情思与美感，我一向主张不择手段，即择一切手段。在大英博物馆的一次讲座中，谈笔墨问题，我认为笔墨只是奴役于特定思绪的手段，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

同年在香港，与港大艺术系教授万力青就笔墨问题作辩论后，吴冠中在《明报周刊》发表了他最引人非议的文章《笔墨等于零》。

1998年，吴冠中多年好友、“工美”院长张仃发表《守住中国画的底线》，并在学术讨论会上对“笔墨等于零论”提出公开批评。

“张先生批评吴先生时，我正好在旁边。”袁运甫缓缓地说。“那次，在《人民日报》举办的青年美术作品评审结束后，休息中途张先生好意劝道：冠中啊，艺术这根线条不要都说‘不’，要留有表现，注意线本身存在的功力，它的节奏啊、速度啊、美观啊……”

1999年深秋，吴冠中在北京方庄芳古园的陋室里接受了华天雪的采访。“我讲过‘身后是非谁管得’，就是因为我有绝对的自信，不需要去管。在将来的美术史上我一定是一个起到了极大的转折与作用的人。”

华天雪当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下午·客厅·逆光——听吴冠中教授传“道”授“业”解“惑”》刊发前，她曾颇受吴的欣赏。文章发表后，吴冠中却与她绝交。10年间，华天雪对媒体绝口不提往事。吴的学生透露，吴冠中责怪华天雪不该将自己私底下的一些讲话公之于众，例如——

林风眠是我所走的这条路的开拓者，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只能是一个开始、一个起步，容量上不如我。潘天寿当然是很了不起的大家，但面也比较窄。黄宾虹我是不重视的，张大千就更反感。李可染变得也有限，石鲁画得也还不错。所以站在美术史上，我认为我的开拓性在于使中国绘画，包括油画和水墨都走向了现代，走向了世界。

如今，华天雪仅淡然回应：那一次采访有录音。稿件刊登前，经由吴先生过目。没惹来争执时，得过他的赞许。

1999年11月初，文化部主办的“吴冠中艺术展”将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她的文章是为活动打前奏。评论家陈履生看到文章后，针对该文质疑吴冠中，署名“江洲”，在2000年1月的《文艺报》上相继发表了《断线的风筝——我看吴冠中先生用彩墨画在宣纸上的画》和《与吴冠中先生商榷》。《商榷》里，陈履生将吴冠中的作品与林风眠、潘天寿、黄宾虹、李可染的作品进行对比，对其言谈逐一批驳，言词激烈。

其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翟墨在《吴冠中四题》中，为吴冠中辩护——“最负盛名者最遭物议，这似乎也是一条规律。”

另一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员朗绍君发表《笔墨问题答客问》，文中尖锐地指出：吴冠中一方面决绝地否弃笔墨，一方面却又把否弃说成是“革新笔墨”，令人不可理解。

我称自己的五十年是“横站生涯”……在国外的时候与西方对抗，回来以后又这样不被容纳，这种腹背受敌的状况，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的……现在的矛盾又变成与传统、笔墨的冲突，变成古今之间的“横站”了。

那次采访中，吴冠中对华天雪这样说。这有点像鲁迅的自述。她描述道，“他的丝丝银发向上冲着，像火焰，干瘦的手臂不时随着话语舞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