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教艺术，不要只教技术”

1955年，国家推行“双百方针”。北师大的张安治找到吴冠中，说美术系正需要绘画教师，望他回归文艺领域。这一年秋，吴冠中调入北师大美术系，系主任是油画家卫天霖。

因为屡受排挤，卫天霖对来自徐悲鸿体系的师生持有戒心，张安治原是徐的弟子。吴冠中由张介绍而来，使得卫天霖起先并不十分信任他。

后来，他发现吴冠中在艺术上是同道，便邀请他共同创办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后改名北京艺术学院，卫天霖任副院长，吴冠中任油画教研室主任。学校起先定为7年制，后来学生们要求提前为人民服务，于是改为6年制。

1957年，16岁的李付元前来报考，吴冠中负责口试。

现在，李付元朗声说：“一次我问吴先生，50年代到70年代，您是怎样作画的？他吐出一个字：躲！”

1959年，我利用暑假自费到海南岛作画，因经济不宽裕，来回都只能买硬座。从广州返北京时，拖着大包尚未干的油画，而行李架上已压得满满的，我的画怕压，无可奈何，只好将画放在自己的座位上，手扶着，人站着。一路上旅客虽时有上下，但总是挤得没个空位，谁也不会同意让我的画独占一个座位。就这样，从广州站到北京，两夜两天，双脚完全站肿！

1977年，我第二次上井冈山……几乎画到了日落时分，才不得不住手。公路车早已收班，硬着头皮步行回住所去，大约要夜半才能走到。幸好被我拦截了一辆拉木头的卡车，木头堆得高高的，爬不上人，驾驶室里也已有客人，我勉强挤下，一只手伸在窗外，捏着遍体彩色未干的油画，一路上，车疾驰，手臂酸痛难忍，但无法换手，画虽不满意，像病儿呵！不敢丝毫放松，及至茨坪，手指完全痉挛麻木了！

吴冠中爱外出写生，但毫不掩饰他厌恶“旅游写生”。2008年他指责美协、画院，“每年都搞采风，一大帮人集体下去，打着旗帜，跟老乡照相，这样做，老乡都不敢讲话了。真正的采风是要偷偷下去的，要生活在民间，体验风土人情，了解民生疾苦，这个过程是很艰苦的。”

1959年，画家罗尔纯一来学院便在公开场合听到吴冠中对年轻教员呼吁：“要教艺术，不要只教技术。”有5年时间，他每个周末都到前海北沿的破旧大杂院——吴冠中家里交流。

1950年代末，法国某代表团要去拜访吴冠中。外交部的官员先来大杂院探查，发现房内装饰全无，院内脏水四溅，要求吴冠中把家具全部更换，再请外宾入屋。他生硬地顶回去：“别人是来见我的，不是来见我的家具的。”

“内容决定形式”成了美术界创造之法律，于是作品成了政治口号的图解。许多青年人很用功，很认真，赤胆忠心，但不理解造型美的基本规律，制作了大批无美感的图画。我自己在教学中仍偷偷给学生们灌输形式美的营养，冒着毒害青年的罪名，果然，有一位学生被我直接毒害了——

1963年，李付元毕业在即，苦思毕业作品：背景是农家小院，院里两头大黑牛，加上鲜红的辣椒，“画面以形的量感与色的对照突出了形式美”。吴冠中给他打了5分，但系里用集体评分的办法改评为2分。

“我在楼下听到他们吵得很激烈。赵域是学院领导，反右后，他取代卫老掌握了教学方向。他对吴先生这样被‘央美’赶出的‘资产阶级’很排斥。”李付元忿忿地说。

最终他被责令重新创作，延迟毕业。吴冠中安抚他，“不管他！你这盆辣椒，有人吃不了！”“‘不管他’这3个字，他说得硬气，也跟了我一辈子。”李付元睁大了双眼。

1964年，文化部下令撤消北京艺术学院。吴冠中与卫天霖调到中央工美任教。其时，正逢李付元等人毕业离校。李付元恍惚记得，最后一课，吴冠中对学生们语重心长：你们刚跨入艺术门槛。我现在看着你们，就像站在港口观望千万艘船挤入大海，驶向远方。前面是巨浪礁石，就看你们自己如何驾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