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部队”和“粪筐画家”

“文革”爆发了，红卫兵来抄家，孩子们帮着吴冠中毁掉裸体油画、素描、速写，“这一次毁尽了我在巴黎的所有作品，用剪刀剪，用火烧。”

留在巴黎的老同学已成为名画家，回国观光，作为上宾被周总理接见。能服气？吴冠中问自己。在写给熊秉明的信上他说：“今生不能相见了，连纸上的细说也不可能。人生短，艺术长，但愿我们的作品终得见面，由它们去相对倾诉吧。”

他在“四清”运动时患上了肝炎，一度食欲全无，终日恹恹地躺在竹椅上，守着个破败的大杂院，“精神沉入死海中”。

幸而“文革”发动时，他到工美不久，“放毒”有限。如果北京艺术学院没撤，他恐难自保。

“吴先生这点挺幸运，在‘文革’中没有元气大伤，属于‘靠边站’的队伍。”满头白发的画家王怀庆，1964年考入“工美”。

“文革”头4年，老院长张仃、老画家庞薰琹等被批斗。校内派系混战，老师无心教学。吴冠中和几个教师，被强令每天上午9点到11点在系办公室待命，自嘲为“911部队”。

1970年，北京所有文艺院校奉上级指示下乡，接受改造。“工美”师生一起到了河北获鹿李村。“不准画画、不准出村、不准串联。师生编在一个连，在军队的管制下，白天强体力劳动，晚上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过着集中营式的生活。”王怀庆苦笑一下。

在李村，吴冠中与阿老住在一起。阿老是老共产党员，擅长速写、宣传画。

那会他还在跟人讲，阿老人非常好，但我跟他的艺术观点绝不同。

“他认为阿老的作品和华君武的类似，不算纯艺术。”袁运甫笑笑，1960年代他任“工美”装饰绘画系主任。

在李村，吴冠中为3件事痛苦，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让画画。

第二件，痔疮严重。据吴自己说，脱肛大如红柿子，痛得不能走路，“做了一件类似妇女用的月经带，托着痔疮走路，在行刑中种地。”

还有一个“十五贯”事件。

吴冠中被连里安排放鸭。某日，一只小绒鸭翻身死掉。有人向指导员报告，他对鸭子搞阶级泄愤。连队让他坦白。他分外憋屈，晚上与人诉苦：“真是《十五贯》冤案。”指导员把他叫到连部，拍桌子吼：“老子上《水浒》了！《十五贯》不是《水浒》吗？你以为我没有看过？我要发动全连批判你！”

“我亲眼瞧见过他在荒芜的冀中平原上来回行走。”王怀庆说，“吴先生很情绪化。有一回他在连队闹肚子，吃黄连素好了。他就宣称，以后干脆什么药都别生产了，就生产黄连素。”

“林彪事件”过后，李村的气氛相应松弛，周末允许作画。

吴冠中买来村里写语录的小黑板作画板，用老乡的粪筐作画架，学生们笑称“粪筐画家”，模仿者众，诞生了“粪筐画派”。

村前村后，他在平常景物中寻找新颖的素材。每天傍晚，蹲在藤蔓交错、瓜叶缠绵的海洋中，摸索美的规律和生命的脉络。在庄稼地里作了画，回到房东家，孩子们围拢，他索性在院内摊开。

文盲不等于美盲。我的画是具象的，老乡看得明白……当我画糟了，失败了，他们仍说像，很好，我感到似乎欺骗了他们，感到内疚；当我画成功了，自己很满意，老乡们一见画，便叫起来：真美呵！

1970年代初，他明确自己的艺术标准——“群众点头、专家鼓掌”。这与他后来的艺术理论“风筝不断线”如出一辙。

1973年，吴冠中回京，受委派参与北京饭店新楼的巨幅壁画制作。

“饭店的中央大厅，每面墙高3米长15米，要画一幅四壁相连的壁画。周总理当场问，黄河可以画，长江为什么不能画？

“万里让秘书来找我，要我具体负责这件事，先列一份画家小组名单。”袁运甫说，他列出了：吴冠中、黄永玉、祝大年。

“上海、苏州、南京、重庆，100多天里，4人沿途写生，住在一起，不刮胡子，不洗衣服，难以形容。吴先生最特殊，一条灯心绒裤子穿到底，从没换过。

“他作画前，喜欢叉起腰，围上景物绕个十来圈，胸有成竹后才落定起笔。”

工程终因政治因素受阻。袁说，“正赶上‘批林批孔批周公’。回北京当晚，王曼恬(“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就命令我们待在北京饭店，画要全部交出。”

因为画的是风景画，未能审出一张“黑画”。倒是黄永玉在出发前，画过一只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被指有隐喻，挨了批。

1970年代末，赵无极从法国归来，去吴冠中住的前海大杂院。欢庆相聚之余，吴冠中不忘叮嘱赵无极不要多喝水。老同学不解，他只得明说：家中无厕所。惟一的方便地是院内的公厕，脏得无法跨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