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是知青的一代，和后文革的伤痕以及无名、星星画家是一代人。但是我亲历了这一代和85一代两代人的意识经验。两代人都渴望个人意识的觉醒，但是表现形式不同。八十年代可能更抽象化。我曾经在《当代美术中的群体和个体意识》中谈到这一点。[14]但是，这个人意识不再是“自我表现”和“个性”。而是一种超越的理性。超越，在道德层面就是超政治主题，主张自由冥想;在科学美学的层面就是超越现实主义以及形式主义，因为它们都太感官和情绪化;在艺术本体层面就是融合艺术与非艺术的鸿沟。[15]

“超越”意识是理性的核心。然而，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无法从传统或者身边的中国哲学里找到那种超越和理性精神作为参照。所以，自然我们的目光转到了西方康德时代的(或者康德之前的莱布尼兹、以及新康德主义的卡西尔)一些哲学家的哲学，比如，形而上学意志论(或者在马克思看来是唯心论)的倡导者——费希特的哲学。我曾经在《一个创作时代的终结》一文中引用过费希特这位德国18世纪的哲学家的一些话。那个时候当我读到他的《人的使命》一书时，真是激动!虽然，时代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但是我看到了他的思想正是中国八十年代新一代所需要的。因为，费希特有关“超越具体和实用方可得到自由”的思想打动了我。费希特把意识分为自然体系和自由体系两类。他的自然体系不同于自然界的概念，而是缺少意志和理性的认识体系。而自由体系是由意志和理性所导引的意识体系，只有拥有这种理性意志，人才能获得自由。而自然体系否认了人的影响，只能冷漠地、死板地充当一面镜子，单纯反映各种变化着的事物，而根本无法积极干预事变的进程。

费希特的人的使命的哲学使我加强了对旧的现实反映论的批判力度。其实，当我在八十年代初写我的硕士论文的时候，我记得周围很多青年学者对之前流行的所谓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很反感。

那个时候，我们所要寻找的是一种脱开现实束缚的自我所意识到的自由精神。我们把它称之为“理性”。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回想那个时候的“理性”的时候，我感到，它和“意派”很接近，它是超越和整一，是不为任何现象(佛教所称之谓的实相)所迷惑的自由畅想!我们总是为现状所困扰，因为我们有一种观念误区。我们总把自己的精神与现状混在一起。看不到，我们为现实所做的一切努力，我们为现状所付出的责任，不是为了现状本身，而是为了建树一种超越的纯粹精神，这就是理性精神，只有得到这种精神境界，才能得到理想的未来。这种超越的理性才是自由的境界。 我在《一个创作时代的终结》那篇文章中批评了中国几十年艺术挥之不去的现实论，同时引用了费希特的一段话，我认为直到今天，它还有意义：

我看见，呵，我现在明显地看见我从前不留心或看不到精神事物的原因了。如果我们抱有满腔尘世目的，用种种想像与热忱忘怀于这些目的，仅仅为那实际上会在我们之外产生结果的概念所策动与驱使，为对于这种结果的渴求与爱好所策动与驱使，而对自行立法的，给我们树立纯粹精神目的的理性的真正推动作用却毫无感觉，冥顽不灵，那么，不朽的心灵就会依然被固定在土地上，被束缚住自己的羽翼，我们的哲学是我们自己的心灵与生命的历史，并且像我们寻找我们自己一样，我们也思考整个的人及其使命。如果只为渴求这个世界上实际可能产生的东西所驱使，我们就没有真正的自由。[16]

这种超越和纯粹精神的自由才是我在1985年在每篇文章中都多次提出“理性”的根本原因。要超越现实，就必须进入一种纯粹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有点儿类似宗教的那种对现实的超越性和崇高感。我们所说的自由，不论是个人的还是人类的，都必须建立在这种理性之上，否则，就会被政治的、物质的现状所困扰。如果有了这种理性，我们对现状的判断就是坦然的了。因为，我们为之热情投入的现状不过是一个通向未来自由的一个点，它永远是不理想的。我们的投入因此就不是为了现状，而是为了理想的自由。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对现状作出根本性的判断，才能超越琐碎现实，从而以意志去干预和引导它。归根结底，自由的敌人不是现状的某些表象，而是人自身的非理性。

所以，那个时候在我看来，非理性就是对现状的屈服、服从，那怕是对现实痛苦的再现或者模仿表现，都是对现实的屈服。其形式必定是感性的和自我情绪化的。其表象形态上的“自由”，反映了意识的不自由。所以，我对明清文人画的自娱，对明清文人的那种偏于道德和个人趣味的自我完善不屑一顾，因为它缺少超越和形而上的动力，相反对北宋的理学及其影响之下的宏伟山水则很崇拜。在当时的所有文章中，对文革后艺术的自我风格表现和模仿现实的矫饰风，都很排斥。[17] 总之，对个人理性意志的提倡是我在那个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批评基点，之所以极端投入地倡导这种似乎“唯心”的哲学，首先出自我对中国当代艺术始终陷入为现实所俘虏的焦虑，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大量阅读了布莱希特、康德、费希特、卡西尔等人的著作，从中所受到启发，和自己的批判观念不谋而合。后来当我的批判立场遇到了北方群体、江苏的杨志麟、丁方、徐累(后来的红色旅)，以及上海的建军、李山和浙江张培力、耿建翌等人的艺术实践和观点时，非常激动，并把他们视为同道。同时，我和云南的毛旭辉以及85群体的艺术家通信，一起畅谈这种超越的精神哲学。

在1986年所写的《理性绘画》一文，是这个时期我对“超越”和“理性”的思考总结，并且以许多群体的艺术理念和作品为例进行了阐发。文中，我首先对“理性”作了解释。理性包括三点。

(一)、首先理性精神是一种超越琐碎现实的永恒秩序，它和真理相通。“但是，这里的“真理”(理性)不是某种实际经验的概括总结，而是一种超验的、带有构筑意志的、具有永恒原则或崇高精神的对世界秩序的表达。”[18]

(二)、 其次，理性是反思。但是，反思必须建立在“理性的真理”之上，而不是“事实的真理”之上。 ‘事实的真理’很可能是偶然的，而只有‘理性的真理’是必然的。[19]

(三)、理性是自我意志和自由。“对自我意识的赞颂是对人类自由的追求，有了自由意志，人才能成为理性的存在。但是这种自由意志又必然要回归到历史与人类的长河中去。这种主观意志的自由即是‘人应当用人类去解释，而不是人类应当用人去解释’”换句话说，“人”是意志和自由的载体，不是充斥感觉和个性的偶然性个体。[20]

很明显，这个时期对人性意识的理解已经不同于后文革时期的各种流派，无论是伤痕乡土的悲怨派，学院的个性唯美派，还是业余前卫的个人表现派，在我看来都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其人的觉醒意识是“当下自由”，而不是“永恒自由”。后者是一种尊严，高贵人性的尊严，而不是一种乞丐的自由。但是，这种尊严在今天充斥着操作和利益关系的文化和艺术世界中，到底还有多少价值? 甚至往日那些理性的追求者都已经在唾弃着理性。理性不是一种不着边际的价值理想，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自在、自为、自由的精神!它不为任何“实相”所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