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现代艺术的价值结构

对中国现代美术的性质判断，美术界向以形式语言上的变革和创新为最主要依据，判断标准大多直接挪自西方现代美术的形式语言体系及其相关的美学理论建构。从艺术自身的演进规律来说，形式语言的符号和语法系统具有极大的独立性、沿袭性和规定性，代代相传、衍生而演化为一整套艺术法则，塑造着艺术家的审美心理结构，范导着创作程式和艺术风格。但形式语言系统很大程度上又受制于社会生活和艺术审美取向。社会现实、审美取向和形式语言构成西方现代艺术价值结构的三个层面，其中社会突变起着决定性作用，使得现代艺术以一种反叛的审美现代性来呈现其价值取向，表层的形式语言突变就是社会突变及所引发的价值诉求在艺术形式上的反映。

西方现代艺术在根本上是西方现代情境的象征，受到社会突变的影响和塑造。西方社会由古典进入现代，社会结构、组织和制度都发生剧变，形成以市场经济、宪政制度、法制观念、科学精神、技术管理、程序理性、市民社会为基本面相的现代社会形态。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性化。这从与艺术相关的方面来看，包括了大机器生产、城市化生活、科技理性主义、直线进步论、时空观的重塑、照相技术的大规模运用，等等。在社会日益世俗化、理性化的同时，又有人的觉醒与主体意识的张扬，进而又有潜意识的发掘、个体心理和感官欲望的宣泄。所有这些构成一种现代情境，是现代社会突变和生活状态重塑的综合体现。

伴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理性化的进程，个体化成为另一股强劲的趋势，既与理性化一同营建现代性大厦，又对社会的科技理性化提出尖锐批判。反映到文化艺术中，则既不乏被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所鼓舞的情绪，更多却是在强大精神压力下对现代社会、机器生产、商业运作及其负面效应的抵触和批判，矛头指向大都市生活的高速度、快节奏对生存的宰制和压抑，工业时代大机器生产对人与自然联系的破坏，时空错位中的心态焦灼和茫然无措，社会急剧发展所带来的贫富悬殊，科层化、技术化的社会将人的存在切割成碎片，生活的日益商业化使生活品质越来越功利、廉价，等等。文艺作品中这种愤怒、怨恨的情绪，还与早期资本主义时代艺术家生存状况的贫困和边缘化有关。他们敏锐地体验到时代蜕变中的阵痛，既包括上帝已死的个体绝望这样比较形而上的反应，又有现实生存中个体境况的孤独、无力以及由之带来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怨恨。怨恨本身就是极具代表性的现代心态，在现代主义艺术中获得了充分的展示，并与孤独感、疏离感、绝望感、荒谬感等一起被解释和放大为艺术批判功能的体现。例如抽象表现主义理论家格林伯格便将现代主义艺术家塑造成批判性的现代英雄，其后的评论家、艺术家与策展人的协作关系更将现代艺术包括后现代艺术打扮成社会的批判性大潮中的弄潮人，尽管这种批判其实不过是无力触动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替代性激情。现代艺术在现代情境中孕育生长，当然要表现这些感受、情绪，其中不乏对新的社会形态的理想化憧憬，但更多地是对现代化牢笼的疏离、逃避和反叛、批判，尤其表现为非主题性、非模拟、非写实，以及从几何结构走向平面甚至拆解的倾向，等等。这可视为审美现代性对于以工具理性和世俗化为特征的启蒙现代性的批判。

西方艺术价值结构的第三个层面是形式语言的突变及所形成的新的结构系统。一般认为形式语言是艺术作品最为本质的因素，形式语言演进是艺术发展的直接表现和主要内容，简言之，形式即艺术的本体。但这里需强调两点，首先，形式确有自身的演进逻辑和自律性，但还是无法脱离社会现实情境和艺术价值取向的决定性影响。从印象主义到抽象主义，从塞尚、凡高、高更到毕加索、马蒂斯、达利、马格利特、康定斯基，现代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乃至层出不穷的前卫实验，都有社会实存情境作为深层土壤和精神氛围，并涌动着对社会实存的各种情绪反应。这些心理情绪和存在体验结合着不同的观念意识、价值取向，以疏离社会、批判世俗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其次，形式本身在古典时代和现代社会具有不同的意义，形式与内容的均衡在古典时代是艺术作品完美、完善的重要标准；而形式跟内容的疏离和拆解成为现代艺术的趋势，形式不再需要内容的填充和沉淀，日益成为独立的本体。这表现在诸多方面，如对光与色、对形体结构和抽象图形的深入研究；又如用激动的笔触和扭曲的形象来表现孤独、苦闷甚至变态的个体心理，从凡高到蒙克，从毕加索到德库宁，个性的宣泄成为趋势；再如形式语言的解构，从极简主义对语言媒材的删简到直接挪用现成品；以及对肢体语言比重的强化，身体成为泛形式表达的重要载体，例如波依斯。形式在这些过程中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同时文学性内容被消解，导致流通性语言和可公度性的丧失。进而，连形式规律也被解构和消解，只剩下力求与众不同的个体性创意与观念，最终体现为愈发私密的个体化独白和臆语。

西方现代艺术是社会实存情境的象征，在社会现实与形式语言之间是带有某种价值取向的审美功能。与古典艺术不同，现代艺术在趋向上更多的是对社会情境的反向象征，其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批判和疏离；单从形式语言系统上看，由于形式与内容的脱离和变形、拆解及抽象化，直至形式法则的被解构，从而形成了与传统艺术的最为醒目的断裂。在社会情境、审美取向和形式语言三层维度上，西方现代艺术以对形式语言的强化、抽离与不断变革而建构起自身的鲜明特征。但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判断和分析，还是要置放到三个层面紧密关联的价值结构中才是立体、全面的。中国现代美术如果直接套用现代西方的价值结构来进行判断和评价，当然最为直接也最易与国际接轨，但能在多大程度上切合20世纪的中国现实问题，其合法性与效用到底如何，却是大可质疑的。 

（三）根本诉求：正名与定位

虽然现代经济模式有相当大的普适性，在制度形式、社会结构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趋同性，中国也在市场经济、大工业生产、商品化、技术化和信息化等方面日益与西方发达国家取得同步，但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与目标不同于别国，社会情境和发展道路也自有特点。尤其心理结构、精神观念及艺术表现等方面，中国还有着更多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这在更深层次上关涉到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单就艺术领域而论，西方现代艺术的评价标准并不能简单地套用来比照中国的现代艺术进程，尤其是20世纪这一段。

从西方现代艺术的发生背景和演变动因来看，塞尚对几何结构的注重，毕加索的立体主义诉求，杜尚以机器为创作题材，达利作品中对潜意识符号的突出运用……都反映了创作者置身其中的特定时代情境和文化语境；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对峙和冷战作为西方现代艺术的社会背景，也非中国现代艺术所能复制。中国所面临的独特现实——前现代远未完全消退，现代与后现代几乎同时涌进来，全球一体化与民族自主性、文化趋同与文化多元这两种诉求的纠缠，等等，都使得中国的现代情境、精神氛围呈现出与现代西方迥然有别的特点来。西方现代艺术价值框架的直接挪用既难以奏效，本身也不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如果强用西方现代艺术价值框架尤其是形式语言标准来加以判定，只会对20世纪中国美术自身的特殊性与丰富性造成遮蔽，对客观认识百年历史和拓展未来潜能都带来不利影响。

中国现代美术自身在全局上大致有这么几种趋向：守护传统本位，力求在时代情境下有所创新；全面、深入地向西方学习并保持紧跟的态势；融合传统与西方，希图走出兼收两方优长的道路；搁置中与西的先决框架，在艺术与时代的关系中去强化艺术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就传统这条线而言，首先在形式语言上就无法简单挪用西方现代艺术标准，而审美功能上的那种批判性、疏离感在这里也找不到明显对应；融合这条线，在形式上是以古典写实为主，审美态度多是对社会现实的歌颂和理想未来的憧憬；大众这条线，形式语言大多从民间吸取元素，而且它作为集体主义的产物，与个体心理的宣泄和对现代社会的疏离毫无关系；惟一能用西方现代艺术价值结构来对应的，是学习西方、力求紧跟的这条线，尤其上世纪末的最新表现，从形式语言、审美诉求到个体本位，从价值取向、创作理念到流派风格，都与现代西方艺术保持相似性和同步性，但这不足以反映中国现代美术的全貌并作为其当然代表而可与世界平等对话，并且最关键的一点是社会情境上存在着错位，现代中国的社会情境、时代要求与现代西方有很大不同，在早期集中表现为救亡图强的压倒性任务，晚近又以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杂糅的复杂局面而区别于西方。总起来讲，西方现代主义美术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实际状况无法简单对应②，在西方价值框架的严格审视下，20世纪中国美术自然难以合乎“现代”的标准，无法成为西方标准衡量下的世界现代美术中的合法一员。解决的办法并不在于谋求如何得到世界主流话语的承认和接纳——哪怕只是有限的承认和接纳，这种不自信的做法绝非根本之道。关键还是要寻找切合自身现实和要求的新的价值框架和表达系统，切实明确自我的定位，对自己的历史与现实能有一个恰当的解释。 

正是在这里，问题尖锐地呈现出来：什么是中国的现代美术？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现代美术？中国现代美术能不能建构自己的现代性理论支撑？在实践上，怎么去创造和推进自己的现代美术？对此我们当然要作出肯定的回答：20世纪中国美术的曲折坎坷之路就是中国的现代美术，中国现代美术能够也必须建构自己的现代性理论，建构的起点就是给20世纪中国美术正名，对走过的这一百多年历程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认为，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最基本的问题是正名、定位，也就是自我认同和自我合法性论证，它在本质上关系到现代性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否则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将游离于全球性话语之外，找不到合适位置，摆不正现实方向，理论上处于失语状态，现实中流于漂浮无根，充其量只能作为西方现代性的边缘例证，成为西方中心之外围的变体，根本谈不上挺立自身主体性，重塑与经济、政治大国相适应的文化大国形象。这个问题要得到解决，就需要对现代性问题有超越西方模式并建基于中国现实的理解和回答，从而，对“现代中国美术”如何得以成立，其性质为何、理据何在、前途如何的探讨，就承载着对中国文化自主性及世界文化多元生态和良好前景的思考，在更为直接的意义上，涉及到与现代性问题相关的中西、古今关系的清理和解答，是对现代性模式与道路的反思和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