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性反思：连锁突变与自觉 

困扰中国现代美术的合法性问题，同样困扰着中国现代哲学、现代文学……这其实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困境在各个领域的反映。所有这些困扰在深层次上都指向中国现代转型的艰难处境，我们需要思考，既有的现代性模式和理论如何与中国经验相结合，或者说能否以及如何从中国经验中生发出新的现代性模式。近些年逐步展开的讨论，多已意识到普遍存在着的困惑和尴尬：外部得不到西方主流话语系统的认可，自身又缺乏自信而在自我认同上出现严重危机。问题的解决必须深入到现代性反思的层次中去，反思现代世界体系，反思中国现代性道路，通过反思、批判以提出建构性的话语和框架，并在这一过程中树立起文化的自信。 

（一）回到事件本身

“现代性”一词出现于17、18世纪，指一种异于古代社会的新的文明发展阶段。一般认为，现代性大致包括个体原则、世俗取向、自由秩序，以及社会行动的合理性、知识观念的独立性等。后发展国家在现代转型中往往以先发国家为范本，直接移植其已经证明行之有效并成为标准的现代性模式，作为衡量自身是否告别传统、进入现代的标识。自我的合法性危机就在这一过程中产生。

合法性危机的现实处境，实质上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西方主流的现代性理论和框架在运用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及经验时，其有效性和涵盖性应该得到有力诘问。目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由于社会情境和起点、阶段的差异，完全套用是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的，但根本否定其基础意义更不可行。为了在主流框架中找到位置，或将后发经验解释为主流的延伸、中心的外围、范本的变形，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由此可被称为亚现代或泛现代。但这般扩容仍不能将后发经验有效包含进去，更主要地是无法给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探索历程和经验、问题以必要的肯定和重视。这就涉及到一个重心和立足点如何安置的问题，能否提出一个既立足于后发经验又不完全背离既有现代性基本架构的解释模式，应该是解决合法性危机的可行之道。其次，具有普适性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乃至人的现代化当然是后发国家要充分学习和全力追求的，但后发国家面对着技术和制度层面上的普遍性压力，推导出文化艺术上也应接受这种普遍性，从而自陷于思想文化乃至民族生存的合法性困境中。其实在这些方面恰恰应当强调特殊性与多样性，这才符合人类文明健康演化的需要。

困境和危机的解决，需要纠正这种认识误区，既在制度、技术上多方面接受现代化标准，又维护自身文化艺术上的相对独立性和多样性。这需要有一个切合本土实情的现代性架构作为支撑，吸纳源于西方并具有人类普遍性和本质规定性的现代性基本元素，同时最大程度地彰显文化思想艺术和信仰上的多样性，而且即便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模式等方面，也尽量多地将不同境域中现代性进程的各种展现和创新都考虑进来。这样一个新的范式，绝非对既有模式的取代，更非对已成为现代社会基本架构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现代性因素的否认，而是以视角和焦点的调整去争取更大的涵盖度和解释力，最终目的是使全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更加多种多样的选择可能。这一工作应当从反思既有的现代性研究开始，将研究重点从现代性模式转向现代性事件，从先发国家之现代性经验中所总结出来的既定结构和模式，转向涵括先发与后发的整个现代事件、现代现象及事件和现象本身的程序、机制。通过重心转移而使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大量被忽略的内容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既为后发国家的自主性发展打开空间，也是对未来人类生存和发展多样性的贡献。

以往的研究偏重于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历程和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基本模式、运作机制，这当然必要。认同现代性主流话语系统，重要原因就是先发国家的奠基性思考与发展道路对后发国家有启示和示范效应。并且，西方现代性模式确实具有某种普适性，当然其合法性是建立在它适用于全人类真实需要的基础上，因而既不表明西方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和目的，也不说明这种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现代性的历史应当被看成是多种多样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多种多样具有独特现代品质的制度模式不断发展和形成、建构和重新建构的过程。”③多元的现代性（modernities）而非单一的现代性（modernity）既是事实，也是应当追求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现代性模式的普适性不如说是一种奠基性和示范效应，在不同的继发地域之间会因现代基本元素的共同性而贯穿着某种一致性和相似度，同时也会有各具特点的变异和创造，具有不同文化积淀、历史记忆和现实经验的独特性。先发模式可以为后来的经验与事实所调整、修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扬弃、超越，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全然不顾其核心内容和关键性维度，这一点必须强调，因为有些本质性层面和因素是绕不过去的。

西方现代性的先发模式，其在世界范围的拓展都是特定限制中的拓展，肯定要在本土化过程中作出适应性改变，这构成了普适性与相对性的变奏。道路与模式总是在这种变奏中迁移的，其开拓和修正都为着增强对事实的解释力。对于任何话语系统和分析架构，应该明确其能指性质和工具效用，从而将关注重心从话语转向经验、从模式转向事件。现代中国的经验是全球现代性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验的参与将使现代结构具有更完整的普适性。在全球一体化程度愈益加深、全人类命运前所未有地捆绑在一起的时候，不是以一方主导、别方接受，一方挑战、别方回应，一方中心、别方边缘的结构模式去看待和分析问题，而是在宏大的未来视野下正视攸关全人类命运的事件本身，这应当有助于提出更具开放性的思路。 

（二）未来视野

那么，在最终席卷全球的现代性进程中，最为基本和普遍的现代事件是什么？以什么视角才能对之作出通盘的观照？人类对历史的把握往往是从当下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对现在的审视也往往引入历史的维度；而作为现在的必然延伸，未来对于我们观照历史和现在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如果说，在空间感受比较直观，时间流逝缓慢，速度、节奏和频率大体能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程度上的古典社会中，未来维度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彰显，那么在世界已进入全球化进程、机遇与危机都空前巨大的今天，与人类共同命运密切相关的未来维度就极有必要引入了。未来视野中的人类巨变这样一种全新的思考角度，将为把握历史和当下引入新的光照。 

未来的图景正以难以预知和掌握的方式和样态在展开，现代人所能感受到的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当代社会组织结构空前复杂，创造力加速迸发，相关技术和产品爆炸性涌现，现代科技正在各个方面高速前进。现代化进程的开始，就是人类未来巨变的发端。一系列连锁性的突变由这里启动、点燃，接着向各地域、各领域、各层次传递，并引发新一轮的启动、点燃和传递，蔓延弥散开来形成彼此呼应、纠缠的立体爆破网络，最终在不可遏止的飞速突进中逼近整个人类生存的临界点。只有在从过去到未来的巨大时空尺度中，连锁突变到传递点燃再到串联蔓延并最终掀起空前的现代性巨变之浪的宏大图景和关键环节才会清晰呈现出来，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也才会深刻凸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的人类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剧变都还只是序幕，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变化会使人类社会在组织形式、结构样态上大大突破此前的所有可能。

在接下来的时段里，人类是走向自我毁灭，还是在深刻转型中步入新的阶段？终极关切将被技术工具主义完全消解，还是以新的形式出现并引领人类进入新的精神空间？这都是生活在现在的人们应当认真关注和严肃对待的。如果缺乏一种前瞻性的全局思考、忧患意识和未来视野，将在这样的历史巨变和人类全景面前无所作为，而正是在这里，未来视野作为一种潜在的、必要的维度显现出特别的重要性。以此为据回望这数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其最为基本、最为普遍的事件就是突变，而且是一波一波的连锁突变。因而，不是对植根于先发国家现代性经验的逻辑分析和模式总结，而正是涵括了原发与后发的整个现代突变本身及其内在机制，才是现代性研究转向后的焦点所在。

突变，就是这纷繁复杂、不可遏止和无法预知的现代现象的总趋势和总特征，它以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迸发出来。如果现代现象还可以说有什么本质的话，那就是突变。作为本质的突变放在很大的时空尺度中来看，体现为社会秩序和价值秩序的重组，以及人们生活样态和心理状态的大规模、全方位改变，但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是科技。科学技术的突破性跃进和大规模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推进和扩展了突变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