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德国：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

关键字：八五新潮、新表现、卡塞尔美术学院、出塞曲

一九八二年，毕业后周春芽被分配到成都画院成为专业画家，一方面他持续回到藏区写生，借著藏区大地与当地民族的色彩、量体与肌理，来抒洩、揭露他真诚的热情，另一方面他同时也热切地关注著新一波正在发生的，以观念、行为艺术、以及超现实绘画等演练西方前卫艺术观念形式为主，对既有社会道德与秩序的禁忌发生衝撞的所有新艺术，也就是美术史上归纳的「八五新潮」，虽然他完全不打算加入这个越趋壮大的队伍，但他对於新知识、新的艺术观念，仍然充满了企欲深刻研究与瞭解的渴望。

一九八六年，三十一岁，在中国已经是个知名艺术家的周春芽，把所有拋在身后，就带著一百美元跟一箱速食麵，啟程坐了十天的火车抵达德国，进入比利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Bielefeld)从语言开始重啟学习生涯，一年之后进入卡塞尔美术学院(Kunsthochschule Kassel)。回顾当时的心念，「一点也不害怕，单纯地就是想暸解、学习西方最好的，想成为全世界最好的画家。」三年的时间裡，在物质上固然非常艰苦，但在视野与思想上的开拓却极其丰硕，而且这些收穫源源一生地在每个阶段都反馈到他的艺术上。年过三十的周春芽一面上学、一面曾经以最底层的劳力粗活支持基本生活、一面开始在欧洲开展览、一面游歷欧洲、一面看遍了欧洲各美术馆、看遍了以前只能在画册上看到图片的原作真跡……，当时正是德国新表现(Neo-Expressionism)，以及整个欧洲新绘画：义大利超前卫(Trans-Avantgarde)、法国新自由形象(Nouvelle Figuration Libre)……势力鼎盛、领衔於全世界的时代，「我看到了基弗(Anselm Kiefer)，巴塞利茨(Georg Baselitz)，彭克(A.R. Penck)，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等(德国的艺术家们)的绘画佔遍了德国各大美术馆的正厅。我开始认识到了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影像艺术和图片艺术。我发现艺术的空间太大了，艺术的前程远大。」周春芽写下以上这段话，他重新认识了国族主义在文化发展上的正面意义，重新釐清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做为一个在全世界的艺术版图上一个中国艺术家的位置、意义、与价值。

这段时间他主要的不是画，而是用眼睛观察，用心思考，透过对於他原本陌生的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学习，对於他原本已从书本上熟悉的欧洲美术史原作的亲炙，近身去深入瞭解欧洲文化史与民族差异，也重新啟蒙了他对於中国文化新的情感与理解，以及对於中国与西方、中国与德国两种文化之间的新思考，这对於一个成熟的艺术家而言，无疑，是一场视野与心智高效能的跃升。

就在他即将从卡塞尔美术学院毕业之前，一对学中国乐器演奏的朋友寄给他一份演奏录音，希望周春芽协助他们到欧洲发展。录音带中一首「出塞曲」，那种在西方世界永远不会发生的、素朴幽远的曲韵，深深地触动了他心底颤动不已的那根弦。

一九八八年底周春芽拿到卡塞尔美术学院的毕业证书，毫不稍待，一九八九年一月他就回到中国了。

◎返乡：两种文化的交融体悟

关键字：家乡、天安门事件、东西德统一、东西方文化

周春芽於留学结束回到中国之后，从此，他就把根扎在成都，不管「人」玩到哪裡，「心」总有一个归憩的家乡。

一月回到中国时先抵北京，从北京坐火车回到成都，在北京时他知道栗宪庭等人策划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马上就要开幕了，但当时的他归心似箭，没等到展览开幕就直奔成都。周春芽后来回想，大约就是当他从北京坐火车回成都的路上，他在成都的艺术家朋友们也正坐在从成都开往北京的火车途中要去参展，他们不只是这趟旅途走在相反的方向错身而过，这个情景就像是个预言一般，周春芽在艺术的旅途上，也从此确定跟他所有亲爱的朋友们错身而过，他走的是一条千山独行的道路，终其前半生迄今，周春芽都是一株在中国当代艺术土地上不能被归类的奇花异草，却也是一株綺丽精彩到美术史必须为之书写本纪的奇花异草。

一九八九这一年发生了好多事，周春芽年初回到成都画院工作，六月就发生天安门事件，他目睹了政府军队和学生发生的大规模衝突。同时，也结束了第一次婚姻，自己带著八岁的女儿一起生活。一九九○年东西德统一。事事跟他切身相关的，如此晦暗而混乱的一年，几乎没有办法画一张画。

因为嚮往世界，所以在而立之年去国留学，也因为看过了世界，才认识了自己--认识到原来在中国艺术传统裡，有如此取之不尽的珍宝等著他。这段生活上胶著迟滞的时间裡，从「出塞曲」开始触动的，来自於母亲对於音乐的素养，延伸至来自於父亲对於中国传统文人绘画的爱好，吸引他的诸如元四家、董其昌、以及明末清初那几位於无可奈何的时代选择遁世出家、自我放逐到艺术中的四僧，他们的笔墨山水虽然枯索、但有奔放的真激情；除此之外，尤其是黄宾虹以一个知识份子、一个艺术家，在一场大时代的激流之中，稳定而坚持地从探索民族文化源头入手，对於中国艺术史传统的深刻洞察与热忱，以「浑厚华滋」为精神重塑的美学依归，与一种质朴的生存理想。这些古典文人的传统精华、精神高度，深刻地刺激、活化了他的创作思维。这是周春芽创作生涯中一段最重要的反芻、潜蛰期，从这裡，他体悟到中国文人画传统发展脉络裡，一种跟西方艺术发展中，以对於前人与传统的颠覆与革命为唯一手段的思维理路完全不同的高妙法门––中国文人画的发展，是透过对於前人在绘画专业上长期而极致地摹写仿效的致敬礼之后，然后从中发展出个别独立而成熟完整的自我表达面貌。

透过对於这两种文化深刻的理解与体悟，周春芽从此展开了他璀色灿烂而精采万端的艺术风格。而对於中国传统的探索与反芻，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成为周春芽终生持续的一个习惯，每个时期他都会有一层新的体悟，或可以说，他随时都能从中获得新的滋养。近日，则是明末清初金陵八家龚贤的无人山水深深吸引了他，龚贤笔下明明画的是江南的润泽，但彷彿是将焦稠的宿墨重新和了水，在纸上晕染半开似的，他的画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看似安静平常，实则浓厚忧殤的清闃孤寂之气。青年时期的龚贤正值明末清初天下动乱的时代，避居扬州一年，即亲睹清兵攻破史可法死守的扬州城之后的十日大屠城。这样的艺术可说是直抒胸臆，直抒一个文人面对家国、社稷、人民与苦难的极痛之后，以整个生命所咀嚼、反芻出来的凄绝精魄。

「这些画看是画山水，可是你能说：中国的文人画跟政治无关？你能说艺术跟政治无关吗？」盯著龚贤的画册，周春芽这样提问的同时，心裡当然已经有答案。

这样的问题其实有人回答过––本身就是一个多重文化人身分的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也是音乐家、作曲家的阿多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 1903-1968)就说过：「所有的艺术，即使是最为私人形式的一种诗歌––也就是抒情诗––都是与政治脱离不了关係的。」这段话被另一位二十世纪巨儒，同样身为文化评论家、哲学家、与音乐家、乐评人的萨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在接受巴勒斯坦之音电台专访(该电台对於萨依德一系列的访问，后集结为《文化与抵抗Culture and Resistance》一书出版)，以及其他演讲与讨论中，也经常引述来论证政治对於人类现世生活无可迴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