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最近10年来，我一直致力于西方艺术理论与批评的引介工作。我日益明确的工作指向，是基于这样一个越来越清醒的认识，那就是，在我国，人文学科的发展是高度不平衡的。与相当完备的外国文学、文学理论与批评，以及西方哲学等学科相比，美术史、美术理论与批评，在整个人文学界的地位，是非常可怜的。美术史（特别是西方美术史学史）由于范景中先生及其团队的长期努力，稍见起色。但美术理论与批评，人们却鲜有涉及。

我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起初，我也认为，我国外国美术史、美术理论与批评的研究已经相当繁荣了。你看，不是已经有那么多书都翻译成中文了吗？但是，经过《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罗杰·弗莱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的翻译，我才意识到之前的认识大错特错。

在翻译《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过程中，我感兴趣的一直是弗莱的批评理论与批评方法，但既然弗莱的批评对象是塞尚，因此塞尚是绕不过去的。为了较为准确地翻译此书，也为了提供涉及塞尚画作与观念的注释（弗莱的原著译成中文才6万字，我为它所作的注释、疏讲和评论，则有14万字），我首先要了解塞尚研究的情形。一检索文献才发现，一个世纪以来（2006年塞尚逝世100周年），国际塞尚研究的文献早已汗牛充栋。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检索目录中关于塞尚的文献就达到三、四百种之多（法国的图书馆里当然远不止这个数），而且，国际塞尚研究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方法论和学派。众所周知，学派的形成是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成熟的标志之一。

塞尚研究中，20世纪上半叶基本上为罗杰·弗莱的形式分析法所笼罩。下半叶则有以梅洛-庞蒂（Merleau-Ponty）为代表的现象学研究，以著有《印象派绘画史》与《后印象派绘画史》著称的美籍德国人雷瓦尔德（Rewald）为代表的传记研究与作品编目，还有美国艺术史家夏皮罗（Meyer Schapiro）所开创的精神分析与图像学研究。塞尚的苹果，在罗杰·弗莱看来基本上是形式构成，在梅洛·庞蒂看来，是塞尚想要抛弃一切图式、“直面现象本身”的“焦虑”的典型产物，在雷瓦尔德看来，则代表了塞尚与少年朋友左拉（Zola）的友情，最后，夏皮罗却从中看出，它们充满了塞尚的压抑以及他对裸体女人既着迷又恐惧的心理。[8]

以上是国际塞尚研究的基本情状。但在国内，除了我新近翻译出版的罗杰·弗莱研究塞尚的杰作外，其余三个流派的代表作至今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梅洛·庞蒂有一篇研究塞尚的论文《塞尚的疑惑》，倒是已经译成中文，但收在一部90年代初出版的、影响不大的文集内，连国内的梅洛·庞蒂研究专家都不清楚曾经有过这个译文。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我们对西方美术史的了解是非常肤浅的，对现代大师所开创的流派的了解也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大量工作需要我们去做。眼下，我正在与几位青年才俊合作翻译美国继格林伯格之后最杰出的艺术批评家之一列奥·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著名的批评文集《另类准则：直面20世纪艺术》（Other Criteria: Confrontations with Twentieth-Century Ar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在这部长达450页的书里，有一篇长文《〈阿尔及利亚女人〉与一般意义上的毕加索》。施坦伯格用了整整110页篇幅，来讨论毕加索的这幅画。严格地讲，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本研究毕加索的重要著作。我们确实有一些关于毕加索的书籍，但是稍微翻一下就能发现，这些书鲜有对毕加索作品的真正的艺术分析，相反，它们大多是奇闻逸事式的猎奇之作，关心的是毕加索有几个情妇之类的话题。相反，施坦伯格对毕加索的《阿尔及利亚女人》作了认真的考究。对于毕加索如何终生醉心于全方位再现人体之美，施坦伯格是步步进逼，层层推进。西方批评家兼艺术史家的功力，在此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9]此外，还有马蒂斯（Matisse），公认的现代主义大师之一，国内对他的研究也非常薄弱。弗莱研究过他并出版过一本专著，我翻译了其中一章，收在《弗莱艺术批评文选里。[10]

美国著名汉学家、艺术史家李铸晋先生有个观点认为：中国美术史非常幼稚，原因之一是美术史系设在美术学院，而不是设在综合性大学。我们都知道，在国际上，美术史系都设在综合性大学，而在我国，则基本上设在美术学院。在美术学院，一般都认为只有画画的人才是懂画的，而搞美术史的人都是画得不好的人，才去搞美术史的。我不想去跟这样的人争论，我请他们去跟柏拉图争。柏拉图在其《理想国》第十章中早就说过，最懂得笛子好不好的人，不是制作笛子的人，而是吹奏笛子的人；最懂得马鞍好不好的人，不是制造马鞍的人，而是骑马的人。[11]在我们指望柏拉图能说服国内那些画画的人之前，我看美术史在美院处于边缘地位，一直是并且仍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确实部分地解释了我国美术史学科的落后。

美术史系（史论系，或美术学系）设在美术学院，采用的是前苏联的美术教学体制，依据的是这样一个“原理”：理论研究应该为实践服务。这种短视的实用主义本来只是前苏联追赶西方强势文化的一种权宜之计，在学理上是根本说不通的。因为学术研究有自身的规律，它强调的是自律与自洽，根本无法以是否切用为转移。学术研究最根本的意义只体现在学术史中，即使短期内没有实用价值，从长期看也是最为有效的科学研究方式。因为，从原理上讲，你根本无法预见追求自律而又自洽的科学研究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事实也早已证明，它是那种短视的、事事讲究实用的科学政策所根本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