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学山水画

刘礼宾：你家乡在青岛，最早是怎么选择艺术作为自己的专业的?

隋建国：1973年文革期间，我17岁，在青岛国棉一厂当工人，因不甘心仅以“做工”了此一生，机缘巧合就拜师学上了山水画。

刘：这和你后来所学的雕塑专业差距好像有点大，那时候“国画”本身的处境都有些尴尬，老师教你什么呢?

隋：老师指导我学习的路子是最传统的方法：从临摹入手。从隋朝的展子虔一路临摹下来，一直到石涛和四王。等到把古人学遍了，再到大自然中写生，“外师造化”。

18岁那年，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把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临摹了下来。摹本是上海美术出版社50年代出版的中国画家丛书之一的《黄公望》。小小的薄册子最后有5、6公分宽的黑白图片。老师教我的办法是，按照书上标明的尺寸裁好宣纸，把裁好的宣纸一张张粘结起来，组成长卷。然后用放大镜对照着图片，用细柳枝烧的碳条在纸上仔细勾勒出山水树木的轮廓，然后再用笔墨一遍遍地画出来。老师告诉我，黄公望的画，多是用赭石或花青在墨色上淡淡渲染而成的，所以笔墨苍润。但我所用的摹本是黑白图片，难以确定何处该用花青，何处该用赭石，所以我通卷都是用墨画出来的，原作者敷彩的地方，我只能用淡墨渲染来替代。为了掌握黄公望的画法，我把长卷开头的一段残片(现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反复临摹了好多遍，直到老师认为差不多有点意思了，再放手临摹后边6米多的部分(台北故宫收藏)。

刘：除了黄公望，你还临摹了哪些画家的作品?

隋：一路临摹下来，老师认为我临摹的比较出色的除了黄公望，还有宋代的郭熙，明代的唐寅和蓝瑛，明末清初的石涛以及后来的四王。同时我也对诸如《苦瓜和尚话语录》，《黄宾虹话语录》等画论有所涉猎。

刘：除了掌握技法外?国画训练还给你怎样的收获?

隋：在那个畸形的年代里，做工之余，能潜心进入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平复、安慰了我年轻并且求知若渴的心灵。

刘：除了临摹，写生训练多吗?

隋：1976年，我画出了生平第一张创作——《愚公移山山河变》。画的是崂山夏庄水库的景色，运用的是文革时期常见的新山水画法，是反复写生之后的集成。

刘：现在怎么看那段学习经历?

隋：那应该是在文革的背景下，一个年轻人在绝望中所作出的精神上的自我拯救，这一选择至今使我受益无穷。虽然我后来走上了雕塑之路，但艺术道路本来就不局限于具体的艺术形式。正是通过学习传统山水画，我才有机会较早地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这为我以后选择当代艺术，寻找新时代的艺术语汇做了一个基础准备。

二、80年代山艺求学

刘：1980年你考入山东艺术学院雕塑系，当时的氛围如何?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事情有哪些呢?

隋：这时候我已经养成了自学的习惯。除了完成课堂作业外，另有自己的阅读与实验。在学校阅览室里，第一次接触到欧美现代艺术的信息。当时曾把台湾《雄狮美术》杂志上连载旅法撰稿人吕清夫的长篇文章(介绍毕加索现代雕塑)连同插图完整地抄录下来，正好抄满了一个笔记本。那时候中国正经历文化启蒙热和寻根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条永恒的金带——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这本书激起了一代青年对中国古典哲学与文化的热情。我有学习山水画的背景，当时却立志要创造“中国的现代雕塑。”

刘：有这样的宏愿之后，具体的创作状态又是怎么样呢?

隋：我喜欢庄子的“齐物论”，就以世界万物价值齐一的思想为出发点，撇开学院的雕塑语言，开始尝试用手头最方便的材料与技术直接创作作品。比如使用雕塑泥时，就将其作为最终的材料进行直接处理，而不是按学院规矩，将其视为临时的替代性塑形材料。这一类方法一直保持在我后来的创作中。

刘：这是很有意思的观点，你最近几年坚持的“以物造物”的源头应该出自这里。这个思想有没有具体表现在你早期的作品中?

隋：1984年我毕业留校。1986年春天，我与江西陶院毕业的袁威青带领学生到临沂陶瓷厂进行创作实习。当时中国普遍以“实用”、“装饰”概念统领陶瓷艺术的创作，针对这种现象，我提出用陶瓷材料做成无实际用途的东西，这是我们当年所谓“现代陶艺”的基本理念。当时完成了一定数量的实验，摆脱了对于形象的依赖，根据材料特性寻找处理方式，初步形成了一种基于材料语言的工作方法。在作品中体现为完全的“物我一体”，或“我手即造化”。

这些作品大部分参与了当时山东的青年美术运动的潮流。